信送出去几天后，周总理办公室来了一个人到我家中，很客气地说：“感谢仲老对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总理已收到，总理让我们转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体!”根据来人的语气，不像是专案组的那帮人，一定是总理派来的人。父亲知道总理收到贺龙的亲笔信后，相信总理一定会妥善处理的，一颗悬着的心也就落了下来，清静了一段时间。

中央专案组如何知道李仲公手里的亲笔信的呢?父亲一直没有弄明白。最近，我由德国第一次赴贵州给父亲扫墓，并转道北京看望了秦萍等老人。闲谈中，秦萍老人心直口快，向我讲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并说知道贺龙写给李仲公亲笔信的只有李侠公和李奇中两人，她的猜测有可能是参事室参事李奇中说出去的，李仲公因此“脱不了手”。

三

在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的过程之中，中央统战部多次把父亲叫到统战部落实贺龙写给他的信件问题。父亲回到家中很气愤地说：“童小鹏要我承认那两封信是假的。”父亲当即作否认，坚持贺龙的“亲笔信”是真的。并对童小鹏说：“你说信是假的，难道是我李仲公造的不成?”童小鹏说：“不是说你造的，如果是有人假借贺龙的名义写的，你也不知道。”现在想来，是不是提示李仲公肯，定是“别人假冒贺龙的名义写的”，给李仲公一个台阶下，可恨李仲公又臭又硬罢了。

周总理逝世后，父亲知道没有人保护他了，已预感到不知那一天会受到处理。1978年5月12日，父亲生病住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至6 月20日去世，住院四十天。父亲住院期间，参事室派人到医院向医生了解父亲的病情，问“有救没有?”医生说他“年纪大了，危险!”这些对话都是我们在医院的走廊上听到的。还交代我们“如果李仲公不行了，无论白天晚上，无论几点钟，一定马上通知参事室”。之后的一天，参事室通知李仲公的亲属在家等候领导上宣读重要文件。要求直系亲属不得缺席。当天，我母亲、姐姐和我在家中等候指示，参事室副主任白光涛和一位工作人员到我家中宣读了《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决定说：“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是李仲公伙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八十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对父亲的处理决定，我们见父亲病重没有告诉他。因此，父亲到死都不知道他的“罪状”。20日早上6点30分父亲去世，9点参事室召开会议向参事们传达对李仲公的处理决定。父亲逝世时享年92岁，其骨灰最后由我的母亲送回贵阳老家安葬了。

父亲当年交送周总理的两封贺龙信，在当时要为贺龙彻底平反的政治环境中所作的“鉴定”是值得怀疑的，“原件”还在吗?也许将是一桩历史“悬案”了。我的父亲(一个十足的书呆子)连半导体收音机都不会开用的人，文革开始，亦没有和任何人有什么交往。年过八旬他如何能够伪造出两封信?他与贺龙的这点交往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恐怕算不上什么大事。现在看来，贺龙当年秘密致信李仲公，是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所采用的一种斗争策略，以减轻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压力，谋求革命队伍发展空间，不能就说他有“叛投”国民党反动派之意，也不影响他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没想到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政治上的致命“软肋”，“叛投国民党”的所谓“铁证”。

父亲从政多年，看见并经历过许多政治斗争，只有政见上的分岐，不存在个人恩怨，诸如他对待蒋介石先生的态度。父亲作为蒋介石北伐时的文胆谋士，最终因政见不合而分离，但人格上是敬重的；作为中共政权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诚心诚意膺服中共的领导，在中共“反右”斗争中充当了“马前卒”，在中共的内部斗争中成了“牺牲品”，他与贺龙的结果都是以悲剧而告终，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

今天，看到我的祖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治民主，民富国强，我们这些海外中华儿女由衷地感到自豪，都不愿去回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但历史是值得人们借鉴的，理智地尊重史实，才能有效地对后人起到借鉴和教化作用。我们不能忘记先贤“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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