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是无党无派的人物，以无党无派的人物而做官，就格外要做事。因为中枢所以要延揽无党无派的人物，各方所以推崇无党无派的人物，当然是希望无党无派的能有所作为。所谓“有作有为”，又当然是“做事”，不是“做官”。假令依然是做官不做事，那么能做官想做官的人正多，就不必一定要向无党无派之中来“访贤”了。

王先生快要履新了，我们正期待着他能爽爽快快，切切实实，做几件福国利民的事出来。官做得大，算不了什么大事，事做得好，才算是真正的好官。

毕业生何处去

(1946年8月7日)

学生在毕业以后，所定的当然不出两条路，一是升学，一是就业。

先讲到升学，学费哪里来？真是一个难题，中学二十万，大学三十万，这个预示的数字，不管是平价，还是黑市，总之少不了多少。试问家长如果经济力有限，或者子女较多的，怎样担负得起？(景况清寒的更不必说了。)即使有钱的家长，学费尽管增加，并不在乎，但投考学校，又是一个难题。就上海论，听说著名的大学和中学，因为录取的名额有限，所谓入学试验，即使投考者程度在水准以上，还须卖面子，托人情，才有录取的希望。于是要想跨进校门，也就等于越过一重难关。

再讲到就业，小学毕业生，固然还谈不上就业两字，便是中学毕业或大学毕业，想找到一个适当的职业，简直难于上青天。虽然一片声嚷着生产建设，似乎到处需要人才，可是实际上却是政府机关正要裁员，工商企业正在紧缩。原来有业者，尚且纷纷失业，新毕业者，资历更浅，门路更少，又从何处得业？

升学难，就业更难，毕业的学生彷徨了，毕业生的家长也彷徨了，造就青年，关系何等重要？尔所造就出来的青年，竟要成为一群“新马浪荡”，这确乎不是什么简单的事件，为教育效果和国家前途着想，应该认为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

高学费

(1946年9月8日)

本学期学费高涨的程度，着实厉害。除了有钱的家长，算是例外，一般薪水阶级，子女较多的，望着学校大门，真像是一重难关。为了难关渡不过，只好坐视子女失学的，当然不在少数。

有人计算，眼前的生活指数，职员还不过三千多倍，工人也还不过四千多倍。讲到学费，较诸战前，却几乎上了一万倍，家长们怎样吃得消！

但是学费收得高了，家长固然叫苦，学费收得过低了，学校方面也要嚷着没有办法。因为教职员的待遇，都增高了，别种的开支，也扩大了。假使学费所入难以弥补，而公家对于私校补助费又没有着落，那么做校长的，惟有赔钱，赔不起钱，就惟有关门。到了关门大吉的地步，失学的便更多了。

惟其如此，我们觉得学校收费高，还是情有可原(当然希望其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减低)。最要紧的，必须经济公开，将所收的学费，核实计算，除校中必要支出外(支出的项目，也须公开)，其余悉数依合理的分配，作为教职员薪给，取诸于学生，用诸于教师，这样方算得正当。至于经济公开的办法，一方面校内教职员，有权共同稽核，一方面教育主管当局也应随时监督，要实实在在做到毫无隐蔽，毫无假借。

总之做校长的，可以无须赔钱，却也不该赚钱。因为学校断乎不容许以营利为目的，如果家长出了高学费，转造成了校长的高利贷，这就太不成话了。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提出的，是每一所学校中，无论如何要特留若干免费名额，使真正清寒的子弟，不至于完全被挡。学校到底不是学店，校长到底不比老板，这一点大概总可以放宽尺度，说不到恕难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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