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的蒋经国

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是蒋经国基金会的美洲办事处人文组召集人。2004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颁给许倬云“终身贡献奖”。许倬云表示，这个奖是属于蒋经国基金会的：“如果要颁奖给我，要说明这是因为许倬云主持基金会在美国的事务而得奖。”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许倬云就多次和蒋经国面谈，这段因缘促使二十年来许倬云乐于为蒋经国基金会服务。谈到台湾的政治人物时，许倬云说：“台湾人民评价几个‘总统’：蒋经国八十多分，蒋介石六十分，李登辉四十分，陈水扁二十分。”

属于被斯大林打击的托派

时代周报：在上世纪60年代，你回到台湾后，如何开始了解蒋经国的办事风格？

许倬云：我从美国一回台湾，老朋友胡佛、李亦园就找我，大家成立了“思言社”。这个社宗旨是替中国找一条路。我们第一次成立大会，来了二十多个人，都是中坚分子，是当时三十来岁的各大学教授。国民党一看慌了。第二次大会，一下进来四十多人，进来的都是国民党有关教授，我们是开放的团体，不能拒绝有意入会的人。好在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事。

我当时在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总统府”直属单位，凡是学术涉外事项，“院长”王世杰自己不愿办，就让我去办。60年代时，蒋介石已经把权力交给儿子了，王世杰不愿意跟蒋介石谈话，也不愿意跟蒋经国谈话，他跟蒋介石闹翻了，又觉得蒋经国是小辈，不愿意屈尊见蒋经国。据道理就派我们总干事去办，当时总干事是我的好朋友李亦园，王世杰说涉外事项不用李亦园管，由我来代表他。所以，我这个副研究员，去和“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蒋经国打交道，怪不怪？后来蒋经国的位置逐步升高，我还是跟他打交道。这也有好处，后来特务单位攻讦我很厉害。特务报告都到蒋经国桌子上了，蒋经国说：“ 这个人我常常接触，他不是你们讲的那样。”

时代周报：在面对面的接触当中，你觉得蒋经国是什么样的人？

许倬云：老实讲，我佩服蒋经国。这个人在当时苏联的管辖之下，读了许多书，对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很清楚。但他是托派，属于被斯大林打击的对象。所以他被贬到西伯利亚的工厂里，从小工做起，做到副厂长。他太太是女工。他一个中国青年，在西伯利亚工厂里可以组织报纸，组织小集团。斯大林很气他，但不敢杀他，因为杀了他，会得罪蒋介石。后来，他回到中国，思想里还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成分，自由民主思想是没有的，可是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蒋经国的生活非常平民化，人很聪明。他跟你讲话，两手交握，眼睛看着你，不插嘴，听了一段，问：“还有呢？”他有时候会反驳：“我不是这么想，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跟你讲吧……”他讲不同的意见反驳我，可他也听我的意见。除了公事之外，我跟他讨论的问题相当杂，他问我民主制度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民主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关于民主、党外运动，我们也谈过。我解释，一个水坝，拼命往上筑高，坝堤一决，水一冲击，谁也受不了。坝降低，水流缓下来，松弛堤后面的压力，这个是好事情。

至于海峡两岸的事情，开放老兵探亲，是他自己的主意。这一招相当高明，一方面开放台湾内部的党禁，一方面跟大陆重新建立联系。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可是顽固分子跟特务一次一次上呈，请他同意抓人和阻挡，他一言不发，一字不批。

蒋经国跟我的几次谈话，在某种程度上增进了互相了解。蒋经国不大相信书本，我不能同意他的很多意见，他也不同意我的很多意见，能谈谈话已是很不错了。所以，我在他死了以后，愿意在蒋经国基金会服务，纪念这一位有弹性的人物。

对“东厂”渐渐有了警觉

时代周报：台湾开放党禁，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

许倬云：蒋介石统治时期是白色恐怖时代。上世纪60年代末，白色恐怖还没结束。另一方面，民主的呼声从不断绝，像《自由中国》一直在倡导民主自由。到了70年代，台湾经济逐渐好转，可依旧是管制经济与自由经济并存。“中央研究院”的五个院士劝告政府，不实行自由经济的话就没有发展的可能。那时候是管制汇率，两个汇率，一个是官价，一个是牌价。待遇也不平等，公务人员和学生有配给的粮食，一般百姓却必须按市价买粮。经过五个院士的劝导，蒋介石接受了。经济立竿见影，立刻好转了。

当年提出改革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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