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蒋经国在开放党禁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许倬云：蒋介石晚年不管事情，由蒋经国来管。蒋经国慢慢就放松了压制。可是，动乱却应声而起。美丽岛事件的动乱，规模跟1946年至1949年间大陆的学生运动不能比，可是草根性很强。我们也呼吁政府，应该放手，开放政权，争取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民党当局也认为只要社会稳定，许多要求都可商量解决。

在蒋经国生病时，成立了一个代号“刘少康办公室”的机构，就由王升带头，不单是查民间叛乱，也意在夺取权力。不到半年，蒋经国警觉了，这不就是“东厂”吗？于是，蒋经国废除了“刘少康办公室”，把王升外放到乌拉圭做大使，不让他呆在台湾。这个转折，使特务的力量一下子垮下去了。

台湾海外留学生很多，保钓运动号称保护国土，实际上向左转。不少台湾留美的学生，都参加过钓鱼台运动，尤其外省籍的学生更多。这些声音传回台湾去，逼得国民政府手忙脚乱。学生们爱国，国民党不能不爱国，手忙脚乱之余，也给了当地族群斗争内外呼应的机会，逼迫政府改革开放。

时代周报：在开放报禁方面，蒋经国时代又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许倬云：当时，舆论不用政府培养，他们单单靠商业广告，就够过日子了。《中国时报》余纪忠与《联合报》王惕吾不是一无所用的老板。

两家报纸的篇幅有限。经济起飞，需要多一点市场和经济的消息，报纸立刻就起来了。而且他们言论的尺度宽，敢冒险，开始接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稿件。他们跟当年《大公报》一样，从小骂大帮忙开始，到大批大骂。台湾几家报纸大了，政府不能不让他们存在。第一步是开放副刊，第二步是开放社会新闻的篇幅，然后到没有限制。当时大家对台湾的民主开放非常期待，非常兴奋。我怀念那个时代。

这两家报纸太强大了，把台湾《中央日报》也挤出了市场。这么一来，国民党就把《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家老板邀请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做“中常委”，让他们在里面有发言权。

对他最好纪念是办基金会

时代周报：在台湾办一个学术基金会的想法，是怎么酝酿而来的？

许倬云：1983年，“行政院长”孙运璇跟我谈台湾该做的事，我就跟他建议：现在台湾慢慢经费宽裕了，应该回馈世界。我们应该办一个学术基金会，使得海外和中国的学术界可以连接在一起，有合作，有交流。他同意了。

1984年夏天，我们开院士会议，蒋经国就约我个别谈话，了解这个情况，我就解释给他听：这个事情跟政治脱钩的，不能跟你们的外交工作配合在一起，让纯粹的学术界自己交流。他同意了，就交代秘书：这个事情你们记住要怎么办。当时，他的秘书是宋楚瑜。

时代周报：蒋经国基金会是如何运作的？

许倬云：1987年蒋经国死了，他们在讨论该怎么纪念他。“教育部长”李焕经手这个事情，他说：纪念蒋经国最好的办法不是建纪念馆，不是建大学，不是建雕像，应该是他自己同意的事情—办大规模的国际学术基金会。这就成了“蒋经国基金会”。一个亿的美元，由民间捐了一半，政府给了一半，这钱就做母金，成立了基金会，董事长是李国鼎，执行长是李亦园。这件事情1988年开始运作。

我做美国的召集人，海外董事的代表。基金会的组织、章程、运作方式，基本上都是我和李亦园先生磋商出来的，到现在我们磋商的办法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到了第三年，工作从美国延伸到欧洲，也延伸到太平洋地区，此外还有岛内一小部分的运作。

2009年，蒋经国基金会庆祝二十周年纪念，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大厅里，展览我们的成果：我们资助研究的书、文章或者田野报告。还举行一次讨论会，很多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我预测二十一世纪人类价值的界定要改变，中国学术研究应该融合中国文化的要素，参与到未来世界文明的铸造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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