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达降魏之时,做出了一个不合常理的举动,即“表辞先主”,其表云:

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趣。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以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乞身。何则?欲絜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巨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原君王勉之也。

在这份辞表的字里行间,处处都流露出孟达的无奈和伤悲。文章以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等为国尽忠但又不得善终的前人自喻,表达出孟达当时的无奈心情。最为关键的一句是“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所谓的“愆戾山积”并非一般所认为的是不救关羽,因为当时孟达已经失去了军事指挥权,救不救当由刘封决断;同时由于两大集团的矛盾激化,孟达也不可能影响刘封对待关羽问题的决策,不救关羽显然是刘封的决定,因此这里的“愆戾山积”所指应是攻杀蒯祺,得罪了整个荆州集团。“臣犹自知,况於君乎”,孟达同时指出,刘备对此也应心知肚明,但却放任荆州集团的所作所为。这应该是孟达降魏的主要原因,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孟达在反叛之时为何上表旧主的动机了。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孟达降魏实际上是其在荆州集团攻击之下为自保而做出的无奈之举,是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斗争的阶段性胜利。法正病故,孟达降魏,东州集团的力量大大削弱,荆州集团巩固了其在刘备集团内部的统治地位。

孟达降魏之后,受到了魏主曹丕的重用,《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有如下记载:

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钦达。逆与达书曰:“……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陈平就汉,一觐参乘,孤今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达既至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又王近出,乘小辇,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时众臣或以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闻之曰:“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

可以看出,孟达的才能得到了曹魏君臣的肯定,“将帅之才”、“卿相之器”的评价或许有夸大之嫌,但“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则充分表现出了孟达的过人才干。然而,对曹丕来说,孟达归降最为重要的意义却是有利于曹魏实现占据东三郡、巩固西南边陲的战略方针。

同年,曹丕“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刘封”,结果“申仪叛封,封破走还成都”。“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对刘封的指责有两点:侵陵孟达与不救关羽,并且将侵陵孟达之罪置于不救关羽之前。刘备虽因孟达攻杀蒯祺而采取了一定的惩罚措施,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其当然无法容忍孟达因集团斗争被逼降魏、导致东三郡丢失这一事实。诛杀刘封,虽是诸葛亮的意见,但刘备显然也考虑到了协调两大集团利益这一点。对其来说,杀刘封有利于平息东州集团因孟达被逼叛乱而产生的疑虑与不安,巩固蜀汉政权的统治。至于后来刘备白帝城托孤,选择了诸葛亮与李严两人辅政,除了二人的才能之外,显然也是出于平衡集团利益、巩固统治的考虑。

诸葛亮与孟达败亡

孟达降魏后,蜀汉的两位辅政大臣诸葛亮与李严均与孟达有书信往来。《三国志·李严传》载李严与孟达书云:“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李严此语表明了自己乃至整个东州集团当时的处境。刘备死后,诸葛亮以丞相身份独揽中央大权,重用本集团成员马谡、杨仪、蒋琬、邓芝等人,同为辅政大臣的李严虽然“统内外军事”,却只能坐镇永安、江州等地,无法参与到朝廷军政决策之中。刘备时期极力维护的集团平衡被打破,东州集团已经为荆州集团所压倒。在这种情况下,李严所谓“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表达了期盼孟达归来,共辅蜀汉政权的愿望。若孟达以东三郡归蜀,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对东州集团无疑都是极大的支援,东州集团很可能因此重新取得与荆州集团的平衡,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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