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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为何非要致孟达于死地不可

时间:2009-12-22 9:56:04  来源:不详
至以此为契机压倒对手,在后主年幼的情况下掌控蜀汉政权。

上文提到的《三国志·费诗传》所载诸葛亮与孟达书亦表达了希望孟达归蜀的愿望:“往年南征,岁(未及)〔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又(李)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诸葛亮用“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之语来表达他迫切希望孟达幡然悔悟,回归故国的意愿,其用心可谓良苦。《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则有关于孟达叛魏的记载:“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几察之,又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另据《晋书·宣帝纪》载:“天子诏帝(司马懿)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司马懿都督荆州,统率孟达,孟达必然“心不自安”。可见,孟达于魏的困窘处境与其之前居蜀的境遇极其相似,诸葛亮于此时招诱孟达,将昔日逼使其降魏的责任一股脑儿全都推到了刘封身上,且只字不提二人的私人恩怨,诸葛亮策反孟达的时机与策略选择得当,计划自然较易成功。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孟达“反覆”之名在当时已是为人所不齿,就在诸葛亮与李鸿会面后表示欲与孟达书信之时,费诗就曾表示过异议:“孟达小子,昔事振威(刘璋)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与书邪!”诸葛亮对此的反应是“默然不答”,加之同传记载诸葛亮在司马懿攻孟达时,“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的态度,可见其对费诗的观点是赞同的。既然如此,为何诸葛亮还要与孟达书信招诱一个与自己有家仇的“反覆”小人呢?陈寿所谓“欲诱达以为外援”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在孟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之时,诸葛亮采取了与自己之前言论截然相反的做法,导致了孟达的败亡。

关于孟达的败亡,《晋书·宣帝纪》有详细的记载: 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帝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二贼交构,宜观望而后动。帝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

根据以上记载,在孟达叛魏直至败亡的过程中,诸葛亮起了极为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他先是劝诱孟达归蜀,接着又遣郭模诈降泄漏孟达叛魏之谋,在孟达为司马懿所攻之时又不竭尽全力发兵救援,直接导致了孟达的败亡。郭模诈降之事,《三国志》并无记载,但西晋司马彪所著《战略》一书中却有关于此事的详细记载:“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鄣汁、苏合香。亮使郭模诈降过魏。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模语仪言:‘玉玦者,谋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香者,言事已合。”另外根据《太平御览》(卷692)引孟达与诸葛亮书曰:“今送纶帽、玉玦各一,以征意焉”,可知孟达赠诸葛亮玉玦确有其事,郭模诈降一事应该属实。如此,结合《晋书·宣帝纪》所载来看,诸葛亮对待孟达不仅仅是陈寿所言“不救助”,而是促其败亡。卢弼《三国志集解·费诗传》引诸葛亮与孟达书“依依东望,故遣有书”之下注曰“书词动人,诸葛亦谲矣,其默然不答,非费诗所能知也”,说明诸葛亮在对待孟达一事上,确实另有目的,诡谲异常。陈寿与司马彪属于同时代之人,二人所见史料应大致相当,为何却在记载此事上差别如此之大呢?这大概只能采取田余庆先生的说法,解释为蜀汉旧臣陈寿为本朝贤者讳了。

诸葛亮舍东三郡之强援而置孟达于死地,如此做法实在有悖常理,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除了孟达攻杀蒯祺的私人恩怨之外,荆州与东州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是最根本的原因。《晋书·宣帝纪》在记载诸葛亮对孟达态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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