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师六团”说，主要依据是：1928年9月1日，陈毅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说：“到了4月朱部2000余人，湘南农军8000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300人，如此庞大军队有统一指挥训练的必要，乃决定成立红军第四军，以朱为军长，毛为党代表，改编为三师，率(卒)以枪械不足乃改编为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6个团，取消师部由军部直接指挥全军约万余人，枪仅2000余。”

为何会出现不一致的三种记载呢?这主要是因为从4月28日会师后到5月底，编制上有过两次变化：5月2日前，毛泽东在连以上干部会上决定四军下辖第十师、第十一师、教导大队，两师下辖6个团。5月4日，会师大会时，又建立了一个十二师，原因是把湘南各县农军编入第十师、十一师有困难，所以就补建了一个农师，也就是十二师，十二师师长由陈毅兼任。

第四：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谁创造的？

关于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是谁创造的问题，史学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朱德具体概括总结的；二是集体创造的经验；三是毛泽东在作战实践中形成和提出来的。

一、是朱德具体概括总结的。1928年4月，朱德率领部队来到井冈山，刚好赶上江西敌军前来“进剿”。5月间，朱德连续取得了五斗江、高陇、草市蛔、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在这些战斗中，朱德有的用的是突击战，有的用的是伏击战，实际上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1944年，朱德在《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了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在《西行漫记》中，朱德曾经说过“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牙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到的。”在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说到十六字诀时说:“朱德同志是这发明者与执行者。”美国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说：“朱德把军事战术归纳为这样几个要点：(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据当时任二团党代表的龚楚回忆，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战略性的报告时说，朱德对游击战术，提出一、敌进我退：……保存实力，待机转移攻势。二、敌退我进：……打击其士气，积小胜为大胜。三、敌驻我扰：……以疲惫敌人，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三、敌疲我打：……应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歼灭敌人。

二、是集体创造的经验。因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不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其它革命根据地也有这一经验，如，当时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洪湖地区，在游击活动中，曾采用“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游击战中，曾采用“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等。

三、是毛泽东在作战实践中形成和提出来的。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后，他对井冈山上绿林头子朱孔阳(朱聋子)对付官军的“打圈子战术”法子进行了改造。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攻克遂川县城，并在遂川县城召开了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诀”。当年的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后来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一文中回忆说：“在遂川时(即1928年1月)就听到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个字原则了，特别是这年的上半年，听得就更具体了。”当年参加会议的万安县委委员、县苏秘书长许大权也回忆说：“1928年古历正月初，毛主席在遂召开赣西南农民暴动联席会议，由张世熙、刘兴汉、郭定元等人参加，会后在罗塘的沙窝里召开了会议(名称忘了)，讨论了毛主席在遂川的指示：1、十二字密诀。……”当年参加会议的万安县委委员曾华英也回忆说：“毛主席在遂川联席会议上，教导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要看敌人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人来了我们就退，敌人退，我们就后面追。”

朱、毛会师井冈山，经过游击战争的实践，使“十二字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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