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彭德怀1970年写的《彭德怀自述》一书，彭德怀是这样说的：“到达该地是广暴纪念前几日。”（《彭德怀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6页）广暴也就是广州起义（又称广州暴动），时间是1928年12月11日，所以会师时间不会是11月初，为何彭德怀在《往事回忆》说“我和代远同志带五个大队，遵照湖南省委指示，在11月初同红四军在宁冈会师了”呢？我认为彭德怀在这里使用的是农历的日子。会师的具体地点应该是宁冈的新城，因为李聚奎、李寿轩、李克如、何长工、黄克诚等许许多多的老同志在回忆此事时都认为是在宁冈新城会师的。谢良玉、谢宣福、谢毅珠、谢开炎等当地许多老同志回忆红五军与红四军会师时，也都认为是在宁冈新城会师的。

由此可以推断，红四军与红五军是1928年12月10日在宁冈的新城会师的。

第八：王佐、袁文才被杀责任之谜

1930年2月24日，王佐、袁文才在永新县城被红军枪杀，死时都只有32岁。

关于王佐、袁文才被谁杀死的问题，过去史学界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当时毛泽东、朱德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率领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杀害袁文才的是彭德怀，而且在事发后第3天，也就是2月27日，长沙《大公报》发出一则信息：“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后来，普遍认为是彭德怀杀死了他们。林彪、四人帮曾将此作为彭德怀的一大罪状；第二种意见认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是中央派去解决袁、王问题的彭清泉和中共赣西南特委（又被称为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三种意见认为，是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朱昌偕策划，彭德怀“轻听轻信”，没有冷静思考，当然主要应该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朱昌偕负责。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其中“（十）对土匪的关系”这一部分明确规定“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若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399－400页）而王佐、袁文才二人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就是井冈山地区的两大土匪组织头目。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井冈山当地土客籍矛盾所致。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辈都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背井离乡从北方迁移到此地的。因为当地的“土著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坦地区，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著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区，而且还要受到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得十分清楚：“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家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的斗争。”

1929年，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锐地步，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前委随之而去，边界特委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高的行政机关。宛希先是惟一的外籍干部，时年24岁，是追随毛泽东上的井冈山，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毛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更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惟一的依靠。不久，宛希先就被特委以逃跑罪名处死。1929年5月，重新选举的特委里，邓乾元、朱昌偕先后任书记，副书记、常委、执行委员几乎都是土籍人士。当时，在宁冈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称，这形象地说明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之间的现状。客籍的袁文才、王佐与土籍的王怀、朱昌偕、刘珍、龙超清、邓乾元等之间已出现互不买帐的现象。袁文才、王佐不大听从特委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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