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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席记者黄远生的离奇死亡

时间:2009-12-31 11:34:27  来源:不详
的文化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时比其年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19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不进则退”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时大都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国文化觉醒的突破口,也还未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旧的已去未去,新的将生未生,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这表现在他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在《忏悔录》一文中他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这无疑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先声。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专门提到:“远庸文章典重深厚,胎息汉魏,洞朗轩辟,辞兼庄谐,尤工通讯,幽隐毕达,都下传观,有纸贵之誉。”评价甚确甚高。笔者在翻阅周恩来1918年的日记时见到这样的记载:“……晚间李石翘来习摄影术。既去,观黄远生遗稿。”(5月20日)“我昨天从任白涛那里取来黄远生从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觉得他所说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将来政治生涯很有大关系。”(5月21日)实际上,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先驱者几乎莫不受到远生思想的启发与影响。

谁是凶手?

远生之死引起了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这起谋杀案的制造者,然而凶手到底是谁?背后的主使者又是谁?却不得而知。由于当时国内政界极度混乱,案发地点又远隔重洋,所以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力与足够的精力去调查,这起残忍的凶杀事件于是成为一件众说纷纭的疑案。

凶手是谁?过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猜测是袁世凯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暗杀的。另一种说法,是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误认黄为袁的死党而误杀的。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说法更不一致。如有的认为他是“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炸死”的;有的则记载他“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有的言其“被袁派遣杀手狙击身亡”;还有文章说他是被枪杀于旧金山街头等等。甚至连黄远生被杀的日期也说法不一,不少材料记载其被杀害于12月27日,其根据大概来自于林志钧为《远生遗著》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听见我至好的朋友黄远庸在旧金山被人暗杀的消息(系外交部接顾少川来电报告)。”而据李盛铎先生写的《墓志铭》,记载被害日为阴历11月19(即公历12月25日)。前说似不可靠,序中只说是听到被暗杀的消息,并未说是这一天被杀害的。当时信息传递不像现在这样迅速,消息迟至两天是很正常的;如果当天晚上就能得到消息,反而可能性不大。

1984年,黄席群写作《追忆先父黄远生》一文时也未能真相大白。他这样写道:“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他是死于袁世凯派遣跟踪的刺客之手,还是遭到在美洲的国民党人杀害,总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贼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如果是死于袁党之手,正因为我父亲不但不接受袁贼的笼络收买,反而于游美之前公开在报上表示反对变更国体,卒致罹祸;如果是死于国民党人之手,那就该怪这帮人没有弄清事实,竟误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杀害一个平白无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确是冤哉枉也。”而笔者想到的是,如果将这个疑案在21世纪仍然“存疑”,无论如何也难以告慰这位超前的新文化先驱者孤独的在天之灵。

黄袁恩仇

到底谁是真正的凶手?上述第一种猜测似乎更为合情合理。远生在国内时就已有袁的爪牙监视跟踪,何况以袁世凯一代枭雄,他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

说来话长,黄袁之间曾有一番复杂的恩仇纠葛。袁世凯为堂而皇之地登上皇帝的宝座,需要调动一切有利于这一阴谋的力量,其中就包括政治舆论的导向与支持。舆论就是社会力量,统治阶级必然要借助舆论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就实行报业管制政策。据统计,仅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封闭的报馆达71家,传讯49家,捣毁9家,24位报人被杀害,60余位报人被捕。1915年秋,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这位名满海内的名记者,要设法将他罗列门下。首先,袁氏强邀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黄虽不愿,也不敢显拒。接着,袁派人向黄表示,如果能为袁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将酬谢10万元和一个部长的席位。远生开始想延宕不作,但经不起袁再三催逼,只得以一篇“似是而非”搪塞。但袁氏极不满意,派人逼他重写。

黄远生万难从命,也深知再也难以周旋下去,便毅然于1915年9月3日离开北京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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