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海。抵达上海前，上海《申报》就在头版刊登了他反对帝制的启事，明确表示“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实难赞同一日”。抵上海后，远生随即于9月6日至14日连续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刊登启事，宣布自己与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讯员及上海《亚细亚报》之撰述，一概脱离关系。但阴险的《亚细亚报》在出版广告中仍列其名为总撰述，远生只得于9月14日至20 日，继续在《申报》广告栏声明与《亚细亚报》划清界限。1915年10月24日，黄远生为躲避袁党的追逼，干脆乘日轮离沪赴美。
疑案真相
此事令“窃国大盗”恼羞成怒，结下仇怨，自然不会放过他。远生死于袁党之手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当命运捉弄一个人时，又总是会将并不合情合理的逻辑罩到他身上。远生恰恰更可能死于反对帝制的同胞之手。这也是在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认定是当年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民国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的。
笔者将此视为“真相”还有以下理由:远生的确一度与袁党有过来往，不过绝不是因为他立场游移，而是出于记者表面上的“中立”姿态，尽量为通讯报道事业赢得较大的活动空间。正如林志钧先生所指出的，远生论事论人“不存成见”，即使“论起共和党，也并不因为熟人较多，气味较近，带着有色眼镜，就说那颜色好，……没有丝毫偏袒哪一党的意思。……这种不存成见，公平评论的气度，亦是很可佩服的”。其实在袁世凯登基的野心暴露之前，许多进步人士、知名活动家都一度对袁氏心存幻想(如梁启超等)。远生在政治立场、思想立场上与袁世凯是绝对划清界限的，尤其是在关键的时刻，他拒绝为袁张目，力斥袁氏倒行逆施的罪恶，保住了自己的人格。尽管如此，远生仍在其著名的《忏悔录》中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严厉的拷问。但那段在矛盾中与袁氏周旋的经历和那篇“似是而非”的文章，却依然为他的悲剧埋下了隐患。据说《亚细亚报》的上海分社在出报的第二天就遭爱国人士投掷炸弹，吓得职员们不敢去上班，报纸不久也寿终正寝。爱国人士对帝制派深恶痛绝，义愤填膺，有时行动偏激甚至不分青红皂白也是可以理解的。
据陈叔通先生回忆，远生一到旧金山，当地的报纸便报道中国的名记者Yuan-Yung Huang抵美的消息。Yuan-Yung Huang本来就是“黄远庸”的音译，按英美的用法将名字置前而成了“远庸黄”。而Yu an又与袁世凯的Yuan刚巧同音。华侨中反袁的人便奔走相告，说是袁世凯的本家来了。而当地国民党人又恶意宣传，真像远生是袁世凯派到美洲去的鼓吹帝制的亲信一般。
不过还有一重要原因似亦不可忽视，当时信息传递较慢，再加上信息繁杂，远隔重洋的华侨并不能都及时闻悉袁、黄决裂的消息，以为远生赞成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在这种绝大的政治误会与客观限制之下，远生自然插翅也难逃毒手了。
死后沉浮
远生的贡献与影响是时人共睹的，在他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仅就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单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就不下30篇。黄远生的老友蓝公武致信胡适，指出《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胡适将此信发表于《新青年》；罗家伦第一次把黄远生写进带有史评性的长篇论文《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近千字的篇幅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发“先声”的人物。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新文学史无不视黄远生为新文学先驱人物。其他且不论，就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也没有例外。可见，新文学史上本来就已有黄远生的大名，只是后来被抹去了。但是，“一部没有黄远生的名字的中国新文学史，似乎像一部无头的文学史，其来龙去脉总不免令人有渺茫难寻之感。”(见沈永宝:《新文学史应该有黄远生的名字》)可据笔者视野所及，在各种有关黄远生的正式发表的论文中，单单是他的出生年代就常常以讹传讹，被误为1883或1884年，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
黄远生的名字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对此，远生的孙女高上达(她们姐妹随母姓)在给笔者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对黄远生研究不深，但我知道他是因不肯违背自己的人格去屈从于权势而丧命的，这就是我们后辈应继承与发扬的。我想50年代后黄远生的突然消失与解放后一直奉行的极左路线有关，实事求是消失了，加上有些在位的人士对未定性的人与事不敢涉及(黄远生的死究竟是哪一方所为就讨论了几十年)，而这正是与黄远生的伟大人格相悖的。我们研究黄远生正是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要让中国近代史因人为的因素而丢掉了一个与历史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