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十条主要是讲曾国藩如何处理同清政府的关系，对于整个曾国藩集团来说虽然至关紧要，但却并非它的全部，而其他成员对清政府的态度与对策，则表现于双方对地方政权的争夺之中。这对曾国藩集团来说亦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作为汉族地主阶级新贵的曾国藩集团，通过一场战争固然为满洲贵族保住皇位，仍须对之俯首称臣，但却乘机取得半数以上的省级地方实权，隐掌半壁山河，从而成为晚清史上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清政府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将太平天国革命尽快地镇压下去，十余年间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很大一部分地方大权交给领兵作战的湘淮军将帅，使这些原本无权无位、身份平常的书生，一跃而成为清政府的一二品大员。不过，清政府在大量放权的同时，心里还想着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力防他们将来尾大不掉，危及其自身的地位。为此，清政府拟定种种防范措施，对于不同的省份、官缺及受权人员，采取不同的办法。例如，总督一职，两江、直隶、闽浙、云贵等其他缺位皆可授予曾国藩集团的成员，唯湖广总督一席却长期握在自己手中，不肯授予他们中的任何人。又如巡抚一职，清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可以授予江忠源、胡林翼，却偏偏不肯授予曾国藩。署理鄂抚，旋予旋夺；自请赣抚则宁可让其回籍闲居，也不肯一遂其愿。至于曾国荃的命运尚不及乃兄。补授浙江巡抚，攻陷天京前不许单独奏事，攻陷天京时不许单独报捷，攻陷天京后则既不许赴任也不许奏事，唯恐江浙财富之域落到曾家手中，逼得曾国藩不得不强奸弟意，代请辞职。授予湖北巡抚，却让他处处受制于总督，连朝廷发来的寄谕也要到督署领阅。这样，曾国藩集团同清政府之间，尤其曾氏兄弟同清政府之间，在地方权力的授予上就不可能不发生一些矛盾，投钩诱钓和巧取强夺之事自不可避免。然曾国藩集团经过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终于将很大一批省份的大权，尤其东南半壁江山，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兹大致以地域为序，就曾国藩集团取得地方大权的过程简述如下。鉴于这一时期例行督抚专政，地方大权操于督抚手中，故此陈述以督抚的任免为主线，司道提镇基本略而不计。

曾国藩集团对地方大权的争取首先从两湖开始，他们同清政府之间，围绕权力之争的种种恩恩怨怨，也首先从这里开始。而湖南是曾、胡、左、江的故乡，其筹饷、募勇亦首先从这里开始，他们要在这里生存、发展，就不能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所以，他们同地方政府的分合向背问题，从湘军萌发之时即已存在，而王錱状告湘乡县令之事则开其滥觞。其时双方势如水火，各不相让，根本不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农民的反抗活动，更谈不上镇压组织严密的反清起义军。其后事态的转机始于朱孙诒调任湘乡县令，一改前任所为，大肆笼络当地士绅，不仅依意另立钱粮征收新章，还令其头面人物各得其所：聘王錱为幕僚、举罗泽南为孝廉，拔刘蓉为文童，遂使湘乡率先成为官绅一家、联手制民的典范。从此，湘乡县令虽一换再换，但无不唯士绅之命是听，致使该邑不仅成为曾国藩集团所控制的第一个地方政权，而且成为他们最初接管地方政权的一种模式。故湘乡之举既是曾国藩集团逐步夺取地方政权的前奏，也是这一行动正式开始前的一次演示，对他们来说，无论其实践上与理论上，都有着重要意义。否则，他们的历史将重新改写。

当太平军围攻省城长沙的时候，整个湖南也如湘乡县一样，很快形成官绅一家、联手对付农民起义军的政治格局。由于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熟习曾、胡、左等人，且一向与之关系良好，充分信任和依靠湖南士绅，遂采纳胡林翼的建议，礼聘左宗棠入幕主持军政大计，对之言听计从，实际情形同后来骆秉章抚湘时极为相似，巡抚居其名，师爷行其实。从长沙守城到镇压征义堂起义，以至征调各县练勇赴省交由曾国藩集训，从而成为创立湘军之始，无不出自左宗棠的手笔。曾国藩出山之初诸事办理顺利，也是这个原因。其后，他与湖南地方官员之间矛盾重重，屡生波澜，则是由于张亮基调离湖南，左宗棠随之而去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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