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曾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赵说：“如师身分，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此后，二人又争辩数次，对形势的看法基本一致，而分歧的焦点则集中在清政府的评价上，即它究竟是否有能力扭转这一江河日下的形势。一日，赵说：“在上海见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赵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曾国藩则以 “本朝君德甚厚”、那拉氏“乾纲独断”应之，且举“勤政”、“免征”、“免报销”及处理官文数事以为证，称“数者皆非亡国举动，足下以为如何？”赵烈文对之逐条批驳，并进而指出：“三代以后论强弱不论仁暴，论形势不论德泽。即如诸葛辅蜀，宫、府甚治而卒不能复已绝之炎刘；金哀在汴，求治颇切而终不能抗方张之强鞑。人之所见不能甚远，既未可以一言而决其必昌，亦不得以一事而许其不覆。”又说：“夫以君德卜国祚之穷长，允矣。而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曾国藩当时虽无言以对，但心中仍未服气。时隔两月，复因总理衙门“殷殷下问”而“喜动颜色”，并大发感慨道：“此折所关甚大。枋国者能如此，中兴其有望乎？”又说：“国运长短不系强弱，唯在上者有立国之道，则虽困不亡。如金主亮南牧，宋社岌岌。虞允文之战，小胜不足言，顾孝宗忠厚恺悌，其道足以保身保家。天即使金人内变，海陵被弑，以全赵氏之宗祏。金祚未可遽陨，又生世宗以休息之。其妙如此，圣人所以动称天命也。”这就是说，直到此时曾国藩仍心存侥幸，祈盼望清王朝能偏安一隅，不至“陆沉”，总以为尚不存在“抽心一烂”的问题。
然而，当其重游京师，亲睹清政府的帝后王公及当轴政要之后，连这最后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同治八年夏，应调赶赴直隶的赵烈文刚到保定，曾国藩就立刻向他吐露心声，从而为他们多次争论的问题做出最后结论。他说：“两宫（指慈安、慈禧两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指奕訢）、文（指文祥）、宝（指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即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即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即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就是说，在清政府整个决策层中，根本没有出类拔萃之才，足可力挽狂澜，救清政府于当亡之时而不亡，完颜、赵氏在强敌威逼下苟延一隅的历史，再也无法重演了。
不过，曾国藩于极度失望之中，仍对清政府抱有感激之情，盖同宋朝相比，清政府毕竟对他宽大得多。在其攻陷天京之后，虽功高震主，颇有取清自为的条件，清政府亦仅只剥夺其足可“图谋不规”的资本，即手中握有的兵权、利权及个人威信，一旦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恪守臣道、并无称帝之心，则不仅保住了其身家性命，也保住了自己的名誉地位，即作为一个功臣所应当得到的一切。就是说，清王朝虽疑忌功臣，但与宋朝相比要轻得多，对功臣的处理也宽大得多。故曾国藩等湘淮将帅的命运，要比岳飞等人幸运得多，遂使曾国藩对此感激不尽。他曾对人说：“南宋罢诸将兵柄，奉行祖制也。”“韩、岳等军制，自成军、自求饷，仿佛与今同”，然最后结局却大相径庭。又说：“宋世鉴于陈桥之变，于将帅得人心者猜忌特甚。北宋如王恭武、狄武襄均为正人所纠劾，不获大用。南宋秦氏亦以军心归附，急谋解张、韩、刘、岳之兵柄。”“我朝宽大诚明，度越前古，国藩与左、李辈动辄募勇数万，保获提镇以千百计，朝廷毫无猜疑。仆辈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鱼之忘于江湖，如足适而忘履，腰适而忘带。”这些话虽是同治六年说的，亦难免美化之意，但大致与实际情况吻合，清政府基本上还算“宽大诚明”。他虽然曾在咸丰五、六年间和攻陷天京前夕，颇为能否保全末路而心怀疑惧，同治四年亦曾怀疑那拉氏会屠戮功臣，但毕竟身名俱泰，没有发生东汉夕阳亭、南宋风波亭之事。这说明曾国藩与那拉氏双方，都接受了历史教训，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妥协、相互克制，从而避免了历史悲剧的重演。倘若其中一方超越界限，不知自律，则很可能破坏君臣之盟，导致同归于尽的结局。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并非凭空设想的道德规范，而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何况此亦并非怂人听闻或凭空假设，只要重温清末民初的历史，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正是由于那拉氏死后，摄政王载沣以新政为名罢免袁世凯，从而拆散了满洲贵族同汉族军政官僚集团的联盟，尤其破坏了双方政治上的相互信任，方导致袁世凯再度上台之后，在完全有力量攻占武昌的情况下按兵不动，利用革命党人逼清帝退位，又在打败革命党后洪宪称帝，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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