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是同治三年正月，正当天京战事紧张、粮饷匮乏之际，江西巡抚沈葆桢事前不经协商，即奏请扣留原本解送雨花台大营的江西厘金归本省使用，使曾国藩骤然失去月入数万两的饷源。更为严重的是，户部不仅批准了这一奏请，还竟于复奏之中列出数笔并不存在的外省协饷，使曾国藩背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黑锅，逼得他不得不起而愤争。

他不仅必须与沈葆桢争江西厘金，还必须向户部讨回清白。结果，户部虽不再提协饷之事，但仍将江西厘金之半划归沈葆桢，使曾国藩既失钱财又丢面子。最后虽以调拨轮船退款的办法解决了乏饷问题，但却使曾国藩从中感到清廷在明显地疏远自己，不由惕然警惧。

自同治元年身兼五钦差之职、六大臣之权，统兵十万、敛财六省以来，曾国藩深惧负权臣之嫌，受清廷疑忌，最后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他在家书中对老九说：“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唯于无事之时，常以危言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为保身名俱泰，曾国藩除在态度上更为谦谨，恳请亲朋好友、部下僚属时时批评监督自己外，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几项措施，诸如两次奏请清廷派亲信大臣赴天京城外监军，奏请天京攻克前不要再给曾家封赏，以及封疆大吏不得分掌朝廷用人大权等，直到清廷对他极表信任，无所疑忌，方使他暂时放下心来。不料，自同治二年湘军攻克太平军九洑洲要塞，尤其苏州、杭州相继攻克之后，清廷对曾国藩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而清政府在处理曾、沈厘金之争中右沈抑曾，尤其户部虚列每月十五万五千两白银的外省协饷，无疑是向他发出的一个信号，使他感到形势紧迫，不得不急切寻求自全之策。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说：“两接户部复奏之疏，皆疑弟之广揽利权，词意颇相煎迫。”而 “近来体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权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又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当然，曾国藩最害怕的还是清廷对他的疑忌。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自保身家，也只有割舍一部分权利。故此他一再向亲朋好友表明心迹：“揆之消息盈虚之常，即合藏热收声，引嫌谢事”，“避贤者路。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又说：“自古柄兵之臣，广揽利权，无不获祸谪者。侍忝附儒林，时临冰渊，而使人广揽利权疑我，实觉无地自容。”还说：“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而国、害于而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惟舍弟引退之志更急于鄙人，此中先后之序，尚须妥商。”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不愧一代儒将，深明以退求进、明哲保身之道，早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功成身退、割权自保的思想准备。不过，此所谓“舍弟引退之志更急于鄙人”则属谎言。后来事实证明，曾国荃根本没有功成身退的想法，且对被逼退隐一事极为不满。而曾国藩这样讲，不过是为将来的具体安排预设伏笔。曾氏兄弟太过招摇，其功成身退、割权自保是必然的，只是究竟怎么退尚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而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则曾国荃先退的可能性更大些。所以，曾国藩要故意如此谬说，未雨绸缭。有了这一伏笔，将来也就可以左右逢源了。

第七次是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之初。清廷先是不准曾国荃等八百里红旗报捷，迫使曾国藩重新上报，不得不让毫不相干的湖广总督官文领衔；继则食言自肥，赖掉咸丰帝收复江宁者封王的许诺，仅赐曾国藩一等侯爵；随之又以严厉的态度和口吻警告曾国荃等人不可骤胜而骄，并追查天京窖金与幼天王下落，使曾氏兄弟同清政府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颇有剑拔弩张之势。

由于湘军破城后竞相烧杀淫掠，炸开的豁口无人把守，方使幼天王等千余人得以脱身而去。李秀成刚被送至雨花台大营，曾国荃就企图将之杀害，理由是“恐有献俘等事，将益朝廷骄也”，可谓狂妄之极。故清政府此举可谓切中要害，且已在军事上有所准备。当曾氏兄弟同太平军作最后的苦战时，清政府已在天京四周布有重兵，官文、富明阿、僧格林沁无不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的脊背。而在天京大发横财的曾国荃及其部下弁勇，则唯恐清廷真的要他们吐出吞到肚里的财货，内心极为恐惧和忿恨，决心不惜一切以维护自己拿性命换来的既得利益。据萧一山称，曾国荃及其部下将领曾集体劝进，欲仿陈桥故事，拥立曾国藩为帝。无论此事确实与否，而这种可能性当时确实是存在的。

此时的曾国藩，其内心深处未尝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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