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这封信确实重要。事态的严重加上曾国荃的一纸荒唐家书，逼得曾国藩不得不说出一些平时不肯说的话，从而使人们发现了不少平时难以发现的问题。大约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曾氏后人一直将之深藏不露，使以往的出版物均无此信，直至近年才由岳麓书社公诸于众。

第五次是咸丰十一年，那拉氏、奕訢发动宫廷政变，推翻赞襄制度，捕杀肃顺等赞襄大臣，使曾国藩等虚惊一场。

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几次谈及此事。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载：“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饬余兼办浙江军务。”“又抄示奏片一件，不知何人所奏。中有云，载垣等明正典刑，人心欣悦云云。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又载：“少荃来，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否，为之悚仄忧皇。”还说：“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餗负乘之咎也。”十七日载：“是日，雨竟日不止，天不甚寒冷，而气象愁惨。”“少荃来，与之鬯谈。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相与钦悚久之。”二十二日载：“张仲远寄周弢甫一信，余拆阅。内言载桓、端华、肃顺等三人，肃顺斩决，载垣、端华赐自尽，穆荫发军台，景寿、杜翰、匡源、焦佑嬴革职，另用桂良、周祖培、宝鋆、曹毓英为军机大臣，始知前日廷寄中所抄折片中语之始末矣。因与幕中诸人鬯论时事。”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系摹写石印出版，并非如《湘乡曾氏文献》那样原稿影印，故其内容曾被人多处篡改。除前引《清稗类钞》外，薛福成也曾谈及此事。其《上曾侯相书》编后按语称：“求阙斋乙丑五月日记云：‘故友薛晓帆之子福成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余在幕府，尝见文正手稿。近阅湖南刊本，归入‘品藻 ’一类，而讹为伯兄抚屏之名，想由校者之误。恐后世考据家或生疑义，故并及之。”查《求阙斋日记类钞》与《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果如所言。不过，此尚属校刊无意之误，或可查有实据，而事涉辛酉政变的记载是否经人篡改，那就无从可知了。

仅从现有记载看，曾国藩对这次政变的情况知之甚迟，且主要是从私人通信中得到的。当其初闻新元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尤其赞襄王大臣八人皆被逮捕治罪之际，心中大为震惊，知京中出了大事，但却不明究竟。故数日间坐卧不安，天天与李鸿章密谈，甚至不惜私拆别人的信件来探求京中情报。当他知道政变的最后结局之后，方才放下心来，开始与身边的幕友公开谈论此事。然而，有件事虽然令他感到庆幸，但却万万不可提起。那就是他没有听从王闿运的劝告，同肃顺联手反对那拉氏垂帘听政。据王闿运之子王代功称：“文宗显皇帝晏驾热河，怡、郑诸王以宗姻受顾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请太后同省章奏。府君与曾书，言宜亲贤并用以辅幼主。恭亲王宜当国，曾宜自请入觐，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则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谨慎，自以功名太盛，恐蹈权臣干政之嫌，得书不报。厥后朝局纷更，遂致变乱，府君每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是否因为曾国藩不赞成王闿运的政治主张，故而得书不报呢？不是。他曾对胜保关于近支亲王辅政的奏请大加赞扬，显然是同意“恭亲王宜当国”一条的。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手书日记》载：“阅胜克斋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请于近支王中派人辅政，皆识时之至言。”皇太后垂帘听政之议扰攘已久，且此时已成定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无须表示的。唯近支亲王辅政一事系刚刚提出的，更何况曾国藩一向瞧不起胜保，说明他早就同意王闿运“恭亲王宜当国”的主张。但是，他却不会像胜保那样，甘犯武臣之忌而为人火中取栗，最后竟被那拉氏砍了脑袋。不过，曾国藩“恐蹈权臣干政之嫌”亦非一般性格上的“谨慎”，而是基于历史教训和现实情况，为保全身家性命而思之已熟的根本之道。多年来他一直认为权臣不祥，“古来窃利权者每遘奇祸”，“处大权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尤其咸丰七、八年间大彻大悟之后，一改昔日的傲气，态度愈益谦虚，行事愈益谨慎，言词之间尚严持武臣干政之戒，怎肯自请带兵进京，横断皇太后垂帘听政之路？再者，不接交京中权贵亦是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以来的行事原则，严树森曾因保奏倭仁等人受到无情地讥讽，他怎么会与如日中天的肃顺联手？据说，肃顺被诛后，“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唯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

不过，曾国藩不与肃顺交往，更不与之联手反对垂帘听政，或许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对肃顺执政以来的做法持有异议。咸丰九年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近来科场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