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五街村树的典型是积极参与救人的社员吴家龙，他因表现优异而在灾后入了党。另一个更常被提起的英雄是当时的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这位当年被云南日报专题报道过的红人，如今不为村民们所乐见。吴广喜还记得他手捧红宝书，在广播里宣扬：高大公社人民地震压不弯腰，我们不要国家救济，自力更生。同时被其他村民提及的还有，他拒绝了中央用于灾后重建的木料援助。

云南省革委会与昆明军区在1970年5月所作的《抗震救灾工作总结》中说，“我们紧紧抓住慰问电这个活的毛泽东思想，立即组织部队、医疗队、慰问团和一切抗灾人员五万多人的大型宣传队……大造革命舆论……部分群众在受灾后产生的悲观泄气、依赖救济等错误思想，顿时一扫而光，纷纷提出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灾区还采取忆苦思甜的方式，提高灾民阶级觉悟。

“小干部都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救济粮。”吴广喜说，每个慰问团下来，他们都会收到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在《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电的1月9日，云南省革委会秘书组即要求把已接受的金钱与物资捐献全部退回，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除外。而红宝书实在太多，分发不完，以至于现在的高大乡政府仓房内还存有十余编织袋。

在拒绝金钱与物资捐献的同一天，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开始响应中央号召，要求全省军民“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加强战备”。吴广喜记得，震后各种政治会议仍然频繁。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灾民的生活很困苦，每天“早请示”之后，就去从事生产。作为典型的通海县高大公社，在拒收救济粮之外，每年还照例上缴国家百万斤公粮。

“前辈泪迹留后人，眼含热泪写碑文”

在进行了大约一个月关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无所畏惧”的报道之后，有关地震的消息也在《云南日报》销匿了，但当地灾民的记忆仍然无法从地动山摇的那一刻移开。

1975年9月，“文革”尚未结束，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上村就将纪念凝成了一块石碑。据当地村民说，村干部最初拟向村民摊派修碑的款项，未果，但纪念碑仍然如愿被砌在了一堵墙的凹处。除了简要叙述灾情，他们还将194名本村死难者的姓名永久刻在了碑上。新中国对通海大地震的第一次勒石纪念，以这样的方式横陈在一个受伤乡村的一角，碑末还有这样的诗句：后辈儿孙须牢记，前辈泪迹留后人。自力更生立壮志，披星戴月建家园。全村干群同意定，眼含热泪写碑文。人人都应同保护，不许损坏碑和文。

6年之后，几里外的陶茂村也立了一块记有全村死难者名单的碑石。在通海大地震的重灾区，类似的纪念物应该还有多处。

而官方第一次立碑，是在1982年的7月，云南省地震局与通海县政府，在该县秀山接近最高处的凤仪亭内，立了一块“通海地震记事碑”，上面刻有中央的慰问电，并首度公布了官方认定的死亡人数：15621人。

这块记事碑上，地震级别由1970年新华社电的“七级”升格为“七点七级”，目前尚不清楚何以产生这样的变动。当时在昆明黑龙潭地震台的余美轩说，历史记录就是7.8级，“北京没有数据，得听我的上报。”她还记得，美国地震台当时向世界宣称，中国西南发生8级以上地震。

凤仪亭记事碑的凭吊者，以当地人居多。就全国而言，有关通海大地震的林林总总，仍遮盖着一层雾一样的面纱。立碑只是一种静悄悄的纪念，官方真正大张旗鼓对外发声，还要再等18年。千禧年姗姗而来的时候，通海县政府开始知会记者参加有关地震30周年祭的报道，那一次，有关15621人死亡的信息，才正式经由媒体发布出去。

但在2000年的1月5日，地震的级数仍沿袭旧说———7.7级。对原初记录7.8级的回归，是近几年的事情。其实，因为当时地震仪已经出格，所以7.8级也大抵只是一个估算的数值。但对历史记录的尊重，显示出一个时代渐远讳疾忌医的窘态。而在告别革命之后，通海大地震，而今终于成了一个开放的可供镜鉴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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