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战那时候,我们打炮,国民党也打炮。他们打的是‘犁田炮’,选上一个点,从海边打起,一炮一炮向里延伸,打到岛那头,再挨着往回打。全岛1400余间房屋几乎全部打烂,大小树木全部推了光头。靠岸的海滩,数十米宽的海水被硝烟染成黑色。”

许丽柑给我一份当年的报道,这篇报道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炮战的情景:“我们女炮班被安排在某高地一连一炮,我大声叫道:姐妹们,今天一定要替我奶奶和我父亲报仇,替死难同胞报仇!命令传来,我喊道:全班注意,各就各位——听口令!我迅速把表尺、方向、高低、全装药、装填急速射等口令一字一字喊得清清楚楚。紧接着姐妹们熟练地操炮,对准金门。我一声令下:放!炮弹就飞上了天空,打向敌军。我们一共打了29发急速射,116发急就射,把炮膛都打红了,金门敌军也疯狂反击,炮弹不时在我们身边爆炸。”

战斗激烈,一位湖南籍新兵当场牺牲在女炮班的旁边。战斗结束,上级指挥员表彰女炮兵“全部命中目标”,“击中金门岛一弹药库”。在炮战期间,大嶝百姓作出了巨大牺牲。1959年1月1日,金门的炮弹击中我一个地下防炮洞,31位村民当场死亡,其中1至6岁的儿童15人,10至14岁的3人,50至70岁的老人3人,青壮年10人。许丽柑眼圈发红,对我说:“我们一定要报仇。”1960年6月17日,艾森豪威尔乘军舰到台湾,“我们女炮班就用炮弹迎接他。”两天后,艾森豪威尔走人,许丽柑们再度开炮“送行”。她以很是自豪的口吻说道:“这就叫炮轰瘟神。”

许丽柑带领着我参观“英雄三岛观光园”。来到播音机房,里面摆放着一门榴弹炮,许丽柑上去抚摸高高仰起的炮筒说,“我们当年放的就是这个炮。”她指着墙上的照片,“那是我立功受奖的照片,这是我,我后排左面的那个是我的丈夫,当时他是民兵教导员。”

阳光下,从样式到材质都已经显得陈旧的歼击机和榴弹炮,向我们提示着昨天那场延续了25年的战斗。我和曾清根走在前面,许丽柑落在后边。从她的面部表情看,她是在竭力地要赶上我们的步伐,但是她不行。许丽柑曾经颈部受伤,她捋起头发让我看。不必作什么形容,那块弹片只要或上下、或左右偏上那么一点儿,这位名叫许丽柑的闽南女性,也许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了。

1960年,本来她要到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将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可是“给生大儿子耽搁了”。参加会议的董必武知道了这个消息,风趣地说道:前线女炮兵生了个儿子,那可真是“炮生”啊。由此,许丽柑的大儿子起名为“炮生”。紧接着的二儿子就叫“炮群”,三小子叫“炮团”。许丽柑的3个儿子都参了军。

在世界和中国的军事史上,厦门大嶝岛的女子炮兵班,史无前例,绝无仅有。许丽柑她们整整打了20年的炮,先是实弹,再是宣传弹。对金门实行单日打双日不打之后,她们每年固定的开炮次数是180次,20年3600次,平均每次以5发计算,20年中,许丽柑们打了1.8万发炮弹。据实统计,许丽柑她们每人实际发射炮弹都在万发以上。

在观光园的“望金楼”,用高倍望远镜看金门。许丽柑对我说:“现在我们要统一,可有人还不统一,将来国家需要,女炮兵还要上阵,打不了炮了就擦炮弹。”

六

晚上,曾清根领我来到吴世泽老人的住处。已经80岁的吴世泽,头发雪白。

他握着我的手说:我是播音员,咱们是同行啊!1953年春天,厦门前线驻军根据“上级决定”,设立了对金门有线广播组,也就是“大喇叭喊话”。针对金门岛上居民和大部分官兵讲闽南话的特征,便在部队中挑选会讲闽南话的播音员。在咱们28军82师,就挑出一个会熟练地说闽南话的,那就是我。广播站最初的叫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某部厦门对敌有线广播站。隶属关系最后改变为福州军区联络部厦门对敌有线广播站。一般通俗的叫法,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站(1958年8月24日,又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1984年元旦起更名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吴世泽1953年春天来到角屿,“是我军第一个用闽南话向金门广播的播音员”。他一直在角屿工作了近20个年头。1972年,转业到厦门市邮电局,1990年离职休养。

在长期的军事对峙态势下,驻守岛屿的解放军官兵用血肉铸成钢铁长城,角屿就此被誉为“海上上甘岭”。由于角屿在军事上的咽喉位置,两岸炮战期间,这个弹丸之地,遭受到国民党军炮击持续的时间最长,落下的炮弹最多。吴世泽工作的对金门广播站,在国民党官兵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刚开始广播的那几天,吴世泽从望远镜里看到,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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