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的一天,海上起了大雾。按常规雾天能见度低,一般不对喇叭实施伪装。吴世泽和战友们放好喇叭后就下到播音堡吃午饭。可谁知午间突然起了大风,云开雾散,设置的喇叭在对方的望远镜里一览无遗。饭还没吃完,蒋军的炮弹就咆哮起来。吴世泽一听,糟了,喇叭被发现了。他丢下饭碗,撒腿就朝阵地上跑,战友们也跟着冲了上去。大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喇叭抢救下来。炮弹在头顶呼啸而过,弹片四下飞散,吴世泽全然不顾,冲到目的地,抓起“九头鸟”(它是解放战争中的战利品,是二战时期美国海军为作战指挥而设计制造的有线设备,重40多公斤,由9个音箱组合成一个喇叭,因此叫“九头鸟”)就钻进坑道。说时迟那时快,一发炮弹紧接着就落到了刚刚放喇叭的位置。真悬,就三四秒钟,差点就“光荣”了!顾不上灰头土脸,吴世泽立即组织抢修被炮弹震坏的喇叭音膜。下午,广播的声音又准时响了起来。

“有战争就有牺牲,我们打炮,对方也打炮,我们的战士受伤了,就打电话要船来接伤员。那个时候,都是摇把子电话,角屿把电话打到稍稍后面的小嶝,小嶝再把电话打到更后面的大嶝,大嶝再把电话传到莲河,从莲河再到厦门,五六个弯转下来,这时间就长了。再说,话传到了,因为潮水的起落,能不能立刻放船出来,还是问题。所以,就有负伤的战士,我们眼看着他慢慢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了。我们却没有一点儿办法来救活他。”

吴世泽每天的播音内容要通过设在厦门岛内的上级领导机关获得。由于远离大陆,加上当时通信工具落后,角屿和陆上的联系非常困难,平时打一次电话就要花上大半天工夫才能接通。炮战一打响,电话线都给炮兵部队占用了,角屿和上级的联系也就断了,稿件送不过来。没有上级的指示和稿件,吴世泽就组织大家收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台广播,然后自己剪辑,自己录音,重点播出。即使在炮战最激烈的时候,广播也没有中断。

作为同行,吴世泽给我准备了复印材料,其中有一份写于1960年7月11日的《福建前线对敌广播站角屿广播组组长吴世泽同志材料》。这是当年为其庆功用的。吴世泽说,里面用的词,都是那时候的。这份庆功材料的导语是:“共产党员吴世泽同志,数年来工作战斗在前沿海岛,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兄弟部队、地方党委和群众的支持下,团结全组同志,克服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对敌广播任务。”在那艰苦卓绝的年代,吴世泽曾经连续6个春节没有出岛,“春节是广播效果最好的时候”。

角屿岛上的广播持续到1991年4月23日。“战地广播员”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赞誉。50年代末,来自祖国各地的慰问团云集厦门前线,登上角屿第一个要见的就是“战地广播员”。新疆慰问团在广播堡的墙上写了“向政治炮兵致敬!”著名艺术家尹桂芳、袁雪芬、严凤英、戴爱莲等都曾上岛慰问演出。中国新闻代表团还把朝鲜人民赠送的一箱苹果转送给角屿广播组……

八

我到大嶝的日子,是2009年6月6日。这天,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正在进行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65周年的活动。在那里,勋章与泪水同在,喜悦和感怀齐飞。采访中,我问起1949年10月的金门古宁头战役,“谈论那次战役的失利,是否还有忌讳?”得到的回答是:这是历史,检讨当年的失利,是为了明天的胜利。

1949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3个团共9000余人渡海进攻金门,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因后援不继,全军被歼灭。这是解放军建军以来唯一的一次彻底的全军覆没。金门之战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们无法释怀的心结,一个疙瘩。

当金门战役获胜的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流下了眼泪,他太清楚金门战役的意义了,他说:“这一仗我们全胜了……台湾安全了。”金门之战后中国统一大业被阻挠。在金门,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金门扮演的是小兵立大功的角色。”

在吴世泽的书柜里,就有一本大陆公开出版的名为金门战役“全记录”。在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石一辰的回忆录中,也有这样的记录:“1949年11月中旬,石一辰刚到华东军区司令部报到,便奉命参加高干会议。张震参谋长主持会议。会上,按次序汇报金门战斗、厦门战斗、登步岛战斗、金塘岛战斗。”“金门战役,没有口头汇报,会上散发了一份文字材料,与会人员看过这份战斗失利的总结报告,触目惊心,令人心情沉重。”

1954年下半年,我军为了准备再次攻打金门,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带领作战处长石一辰和炮兵副司令、情报处长、通信兵主任等,风尘仆仆直抵福建厦门,进行实地考察、调查研究,以便拟制再次攻打金门的作战计划。回到南京,“一份完整的再次攻打金门岛的作战计划在华东军区作战处诞生”。几天后,身在北京的张爱萍给石一辰打来电话:告诉前指人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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