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底，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八十一人名单在报纸上发布，时为中研院植物所研究员的李先闻当选农学科院士。“当时我在上海，在床上看报纸，偶然看见我的名字。我以为我的眼光模糊不清，用手巾擦了几次后，的确我的名字是在报上。”二十余年后，李先闻听从胡适的建议，在台湾《传记文学》连载他的自述，回忆获知当选院士的情景，最感慨的是社会以“国士”待他（第198页）。

确实，李先闻应该“感慨”。从一名农家子弟到被国人待以“国士”，其间个人的积苦积劳，艰辛异常。他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国人在科学方面“迎头赶上 ”的世路历程与心路历程，而且适逢民族危亡的八年抗战和此后的三年内战，侷处于各式各样的派别斗争之中，并因之而处处品尝科学探索中理论研究与应用研发的辛酸苦辣。当十三岁首次出川赴清华园求学之日，李先闻不仅是四川江津李家的“千里驹”，更是千万川人的“好儿郎”。而彼时清华学校授业的同时又在淘汰，与李先闻一同进校的同学有一百三十多人，到毕业时仅剩三十来人，其比例近乎严酷。然而在这种严酷淘汰下幸存下来的李先闻，受益却似乎不算太完满。所以他后来追述说“以我个人而论，我学农科，但基本科学，都没有学到”，并设想“如果使我数、理、化、生物各科都学好，我现在的成就也许更好些”（第26页）。

李先闻留美首先到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园艺系学习。像普大这样的州立高校农科，其宗旨是“希望农夫的子弟们学业完成后，仍回家耕种，或在中学及农专教书，所以教科内容很简单”。李先闻在普渡“理论东西差不多没有学到”，但在这里学会了“手脑并用”，获得了不少实地农业经验。普大毕业后，李先闻到康奈尔大学深造。康大农学当时以作物育种闻名，洛夫（H. H. Love）与明尼苏达大学的海耶斯（H． K． Hayes）是美国良种培育的两巨头。李先闻本欲跟洛夫学习实用育种学，但洛夫建议他师从爱默生（R. A. Emerson）教授学习遗传学。爱默生是“手脑并用”的典范。他自到康大植物育种系任主任之后，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玉蜀黍遗传研究，直到寿终正寝之日。每到玉蜀黍杂交期间，他整天穿着工作服在田间劳作，与农民没有两样。这种态度自然感染了他的学生，并造就出真人才，以致他前后指导的十二名博士有四人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而且比得尔（G. W. Beadle）还获得1958 年诺贝尔奖。十二名博士之一的李先闻也荣登《世界科学家名人录》。获得1983年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其时还是细胞学讲师，但显然是个好讲师。她见李先闻等人是从小地方的普渡出来的，在实习时以小纸画画做特别讲解，格外关照，使李先闻多年以后仍然记得这些细节对“学业研究大有进步”。与普大的“只知其然”相比，康大使李先闻“知其所以然”（第47页）。

1929年，李先闻获得博士学位，并“再会吧！美国！我要回去救中国了”。可国内等待他的不是学以致用，而是学界的派系与内讧。回国后，他先到同出于康大的国内农学前辈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邹秉文那里找差事，邹介绍他到中央大学农艺系主任赵连芳那里谋职。赵连芳在清华和康大都与李先闻有过交往。与农学院院长接洽的结果，李先闻仅获蚕桑系讲师的职位，担任农艺系高级遗传学课程，薪资两百四十元。他长久想不通：“那时留学生得了博士和没有得博士的，都给以教授名义，待遇是二百六十元月薪。我的待遇为什么差一点？”（第51页）而且教学在农艺系，位置却在蚕桑系。而当他移此不平，一心想要在桑蚕改良的研究中出点活计的时候，又遭到留日桑蚕系主任夏振铎的白眼。赵连芳建议李先闻自费留日师从夏振铎的老师学蚕体细胞遗传学。这条路太过曲折复杂，花了钱没有获得什么新知，回国后中央大学讲师的位置也没了。

因留学国别的不同，民国学界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留学集团”，互相之间的矛盾很深，引出种种人事纷争，并因而对民国学术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留美学生创建中国科学社这样的社团组织，留日学生成立中华学艺社与之对立，而没有留学经历的“土鳖”们成立中华自然科学社抱成团。这三大综合性科学社团不仅各自为政，而且往往还相互拆台。1920－1921年在中国访问的罗素已经敏锐地看到这一点，“从不同国家归来的留学生之间时有分歧”（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74页）。对于李先闻来说，这是一种生存的环境和生存的背景，因此回国之初，便不自觉就卷入了这种纷争之中而手足无措：“当时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法国勤工俭学的人回来的，美国留学回来的，自以为都有学问，就非常骄傲，互相排挤。反之就互相团结，另成一派，我茫茫然在这混乱局面中，派别的分歧中回来，真是鸟儿入网，孤军奋斗。”（第52页）

民国学界可谓派系林立。不仅因不同留学国别造成留日、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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