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90年，要基本解决交通拥挤、电讯联络不畅、供电供水紧张等问题。基本实现市区民用炊事煤气化，扩大集中供热，逐步发展家用电器。

中央对居民住宅规划的批复提出了以下努力目标：

在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基础上，到1990年应基本解决无房户和居住严重困难户的住房问题。要充分注意住宅设计的多样化，克服千篇一律的状况。

北京市要在1990年基本完成上述任务，是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但不是不可能的。中央在批复中有若干意见乍看起来似不近情理，但仔细一想还是有必要且是有新意的。

如，要求北京市采取强有力的行政、经济和立法的措施严格控制人口，到2000年的人口规模要控制在一千万人左右。现在北京常住人口可能已达1800万，瞬间人口竟能达到3000多万。这里有对“控制”如何理解的问题。

如，对工业建设项目也要严加控制。批复指示北京市今后不要再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不能再发展那些耗能多、用水多、运输量大、占地大、污染扰民的工业。首先就遇到首钢这一难题！首钢到底发展不发展，搬迁不搬迁？从2005起，首钢开始搬迁，不易呀。那么解决就业问题呢，发展什么行业呢？中央的意见是，应大力发展高精尖的技术型企业、商业、服务业、食品业、轻工业和旅游业。这些领域做好、做足的余地空间还很大很大！

如，要有计划地疏散市区人口。除去向全国输送人才之外，在北京的郊县也应大力发展卫星城镇，使市内一些企事业单位到新地址落户。近期应把黄村、昌平、通县和燕山四个卫星城建好。就是郊县的村镇也应在节约耕地的前提下，逐步建设一批农工商结合发展的，具有一定现代化设施水平的农村集镇，使之成为城乡经济交流的纽带，吸收和安排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场所，以带动周围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如，北京人口、工业的疏散，发展的空间，也不应局限本市一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区间。批复还鼓励北京和天津、唐山以及保定、廊坊、承德、张家口等地的经济发展规划合作。这些意见是否是远见呢？当下，这些地方的动车组、高铁、城际铁路或运行、或在建，北京发展的空间更广阔了。今后我国沿海经济发展三大区块，一是珠三角，一是长三角，一为京津唐。当首钢完全迁到唐山，那么长安大街将东起通县，中经天安门，西到卢沟桥，笔直大道上百华里，首都北京又将如何？

中央的批复，大大推动了“文革”结束之后的北京城市建设和改造。上世纪80年代，北京城区建设改造的规模越来越大了。1990年以前，前三门小区、西便门小区、方庄小区、劲松小区、团结湖小区纷纷落成。当时北京最早的高层住宅楼就是前三门高层住宅，楼高9层至15层，有塔式、板式两种，住宅楼区全长5公里。那时北京的建筑公司从一建到六建的工人干劲足，全市民众盼望深切，各级领导不遗余力地支持，每当一区落成，都是北京居民议论的头等大事。当时的拆迁户还都有权回迁。这是当然的原住民，另外两种人就是政策落实者和居住困难户。当时，大家欢迎拆迁，居住条件差的困难户，常盼何时拆迁到我家，但同时已经出现了个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所谓“钉子户”的称呼就是那时叫开的。

总的来看，当时的气氛还是祥和的。1978年10月20日，邓小平同志视察了前三门的住宅楼建设，当时室内净高2.7米，小平同志建议：“层高降点，面积大点。”以后北京设计院把净高降到2.53米，面积扩大了1.5平方米。小平同志并结合自己的家庭讲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房子能变成商品房，我还有点积蓄，愿给朴方买套房子，因他是为我致残的。人们也非常理解，并有这种善意的玩笑在流传：因为两个领导人的个子都不高嘛！在北京人对现代化生活的憧憬与对胡同邻里文化的回味之间，北京面貌开始了最大的变化，这有电影《夕照街》为证。

但只有这些政策、措施、方案仍然缓不济急，突然要解决大批困难住房户的居住问题，真让人有临渴掘井之感。即使到了1987年，北京市的抽样调查表明，青年人婚后无房户，仍占近三分之一；18岁以上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者约占四分之一。住房问题怎么解决？只推行福利分房是绝对行不通的，把福利分房简单地认为就是社会主义的眼光也是非常局限的。

上世纪后期住房改革、住房试点，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终于试出一个住房商品化的道路。它和政府主导营建的社会保障性住房应该成为承担城镇居民解决住宅问题起飞的两翼。

1984年，耀邦同志的住家从东城区迺兹府街富强胡同六号搬走。秘书同志想把原来的住房留下。耀邦同志知道后，开朗地劝导他：富强胡同我家的房子要还给团中央，一间也不要留。你的房子也要还给机关。以后总有一天我们的老百姓可以用自己的钱买汽车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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