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遗言”案主要当事人中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合影，晨光（左一）、阿斗（左二）、蛐蛐儿（左四）、瓜子（左六）、大耳朵（左七）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春天远未到来，周总理的去世更使这一年的冬天显得格外寒冷漫长。此刻，“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到了第十个年头，前路茫茫，中国政局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周恩来留下的总理位子将由谁来填补？某种意义上，这正决定着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走向。

逼真的假“遗言”

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并致悼词。这个1975年1月临危受命，在周总理病重期间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小个子，短短一年，已经给予全国人民太多希望。然而，矛头直指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越刮越烈，“四人帮”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篡党夺权活动也几乎趋于公开。

正是在时局如此微妙的时刻，一封直接肯定邓小平工作的“总理遗言”突然在全国各地被广泛传抄、传诵，影响甚至波及国外，世界各国许多电台、通讯社播发了“遗言”内容。

当年被广泛传抄的“总理遗言”“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 周恩来

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有删节）——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起初，完全没有人怀疑这份“遗言”的真实性。全篇只有简单、节制的一千余字，无论是叙述口吻、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还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层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两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全国范围内将展开彻底的追查。追查的结果，更加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份冠以周恩来名字，笔法如此老练、逼真，造成轰动性政治影响的“总理遗言”，竟然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年仅23岁的青年工人手笔！

他叫李君旭，外号“蛐蛐儿”，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国的医学专家。英俊且才华横溢的李君旭被他的很多同龄人看作1970年代真正的“青年才俊”。他曾是众多女同学暗恋的对象，但那份炮制的“总理遗言”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如今，他已经变成一个脑部受重创、生活无法自理的病人，卧床整整二十载。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袁敏著作《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以下简称《重》），就是当年的事件亲历者袁敏，对所有“总理遗言”案健在当事人的采访追述。她说，这是一场记忆对抗遗忘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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