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作者：王奇生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简介：王奇生，湖南湘乡人，1963年11月6日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著作有《党员、党权与党争》等。在《党员、党权与党争》，王奇生教授提出三个极重要的近代史命题：一：“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国共两党原来都是师法的苏共模式，但前者师承组织形式，排斥意识形态，结果只学到半套功夫，是“弱势独裁政党”，所以与全盘俄化的中共对局，自然败北。二：党政双重衙门的成本。由帝治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的嬗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变局”，党政两套体制双轨并行，其结果意味着组织成本扩大一倍，机构高度膨胀，掣肘急剧增加，加之基层的党部运作呈虚拟状态，党政互不统属，最终削弱了党治的基础。三：国民党究竟代表谁？二十年代，国民党改组派头目陈公博挑起一场激烈争论，焦点是国民党代表谁的利益？一派主张代表一切被压迫的“革命民众”，一派则认为代表全民，后者代表了党内主流意见。然而这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政党都不可能真正代表超阶级的全民利益，其结果是两不讨好。新著《革命与反革命》可以看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主题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过度的凸显与遮蔽，难免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和认知，以为大学校园是中共组织独自驰骋的舞台，而国民党则一味依靠军警特务实施武力镇压。其实，战时国共两党在大学校园中的斗争，多数情况下是"以组织对组织"的"文斗"。当组织较量不得力时，国民党才转而动用武力。]

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大学普设党部，将党的组织触角全面伸入高等教育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高校里建立了自己的地下组织。战时大学校园遂成为国共两党进行组织较量的一个重要舞台。数十年来，学界对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史，已有相当细致的研究；相对而言，对执政的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组织活动情形，则缺乏深入翔实的探讨，甚至基本史实和大致轮廓也模糊不清。以西南联大为例，在已出的数本校史（包括北大、清华、南开）著作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中，对于中共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均有专章详述，而对国民党与三青团在各校的组织活动，大都语焉不详，且或误述。

过度的凸显与遮蔽，难免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和认知，以为大学校园是中共组织独自驰骋的舞台，而国民党则一味依靠军警特务实施武力镇压。其实，战时国共两党在大学校园中的斗争，多数情况下是"以组织对组织"的"文斗"。当组织较量不得力时，国民党才转而动用武力。

以往对战时知识界与国民党关系的描述，偏重张扬战争后期少数激进的大学教授和部分自由主义学者与执政当局之间的紧张和对立，有意无意地漠视了另外相当部分与执政当局亲近合作的知识精英之心态与作为。直到最近，才有杨奎松、王晴佳等学者开始关注不同政治立场的大学教授在战后学潮中的分合与转化。参见杨奎松《国民党在处理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其次，战时大学校园内的斗争，并不仅仅是国共两大政党之间的较量，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亦以此为舞台展开角逐。学界分化的背后，尚有国民党派系纷争的因素潜存。此种分化与纷争甚至延续和影响了战后部分英美派学人与执政党的离心离德。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之考察，若仅从国共相争立论，实难得真相之全貌。

本章拟考察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活动情形，兼析战时知识界/教育界与执政党不同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主要以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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