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春秋》 2009年第12期

[口述者简介]

王楚英，1923年11月生于湖北黄梅县。1937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11师33旅准尉译电员，参加淞沪抗战，被18军军长罗卓英誉为“不怕死。会打仗的娃娃排长”。1939年考入中央军校第17期，1941年毕业后任54军军长黄维的警卫连长、军委会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的机要参谋，后随中国印缅军事代表侯腾入缅，任华侨抗日志愿队队长，1942年3月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1945年8月以警卫负责人身份，亲历了中国战区日军从芷江洽降到南京签降的全过程。解放上海战役时，任国民党第52军副参谋长兼296师参谋长：1949年5月去台后，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总政治作战部设计委员会秘书长、52军参谋长、陆军少将。1954年满怀报国赤忱，毅然经香港起义回归祖国大陆。2005年9月，以抗战将领代表身份应邀赴北京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现任南京市政协委员。著有《军碑一九四二——王楚英亲述中国远征军滇缅会战全过程》、《铁血光荣——从芷江到南京：受降日军亲历记》、《史迪威的军事思想与精神艺术》、《抗日名将叶佩高》。

1949年5月27日这天

1949年5月27日，对曾经苦难深重的上海人民来讲，是个令人欢欣鼓舞和难忘的日子；而对于我这个曾经镇守上海的国民党军队的中级指挥官来讲，同样是个令人暗自庆幸与刻骨铭心的日子。就在27日凌晨二三点钟的时候，我终于接到了上级要我部从宝山月浦阵地向吴淞口撤退的命令。当时我在国民党52军任军副参谋长兼296师参谋长，那时我们师长不在，我已实际上行使着师长的职权。终于可以从宝山月浦这个既熟悉又可恶的阵地上撤下来了，我赶紧下命令：不要发出任何声响；也不要破坏任何东西；以最快的速度向吴淞口撤退。此时部队的官兵们都巴不得能立刻“飞”到吴淞口。

赶到吴淞海军码头，天已蒙蒙亮了。说是撤退，实际上四面八方都是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队，都朝码头方向涌去。地上白花花的银元，也没有人去捡，大家可能都只有一个想法：尽快上船!越是挤，人流的速度就越慢我身边的几个卫士灵机一动，将我高高举起，从人头上抬了过去不然筋疲力尽的我无论如何也穿不过这“溃不成军”的人山人海。船要开了，还有当兵的要往船上挤；岸上有人眼看上不了船，急得向船上开枪；船上的人也不甘示弱，开枪予以还击……就在船从吴淞码头离开时，船上和岸上还火拼了几个弟兄，有的还被挤进了黄浦江。

船山吴淞口，上海如何一步步失守，又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往事真是不堪回首……

曾经拥有最坚固的“盾”

上海战役有得打还是没得打?进而言之就是上海能否守得住?其实当时我们这些国民党官兵心里都非常明白：长江天险，解放军一个大步就跨越过来了，更何况上海本身没有什么“天险”可依。

从军事观点来讲，上海这座城市，是不能作战的。把城市打烂了，任何一名指挥官、士兵、老百姓都不会答应。当然，城市的巷战只能作为具体的战术来讲作为战略来讲，是绝不能以上海这座城市作为依托来展开战争的。关于这点，名义上下野的“蒋总裁”心里明白，我们心里也十分清楚，不然真的要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了。因此，上海守卫战，注定是要在相对较为开阔的郊区展开。

我当时作为国民党52军副参谋长兼296师参谋长，参加了几次会议，都是关于如何“守”上海的。

对于蒋介石为什么要守上海，我当时想恐怕有这样三个目的：第一是“牵制”，促使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不能迅速地向两南干¨东南方向推进。当时我们在上海的守军，对外一直号称有30万人，后来我核实下来，恐怕只有20来万人。即他这样，解放军要解放上海，起码要拿出60万兵力。那时依我们掌握的情报，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也不过六七十万人，如果能在上海牵制住他们，就能够减轻西南和东南方面的压力。第二是“搬家”，因为从经济上考虑，上海毕竟是当时远东最大的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解放军的渡江战役实在太快了，国民党在上海的很多资产还来不及运走。所以守上海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搬家。在上海打一仗，说白了，就是为了多争取些时间，能争取一天是一天，能争取一小时是一小时，目的是为了多运些东西到台湾。第三是“妄想”，妄想把美国和英国这两个“伙伴”一起拖下水。因为上海同时又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美国和英国等在上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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