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精华》 2009年第11期

1928年,国民党宣布在全国实行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方针,相应地,在新闻宣传领域提出了国民党“以党治报”的方针,规定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与行政管理,其目的在于镇压进步的和不同政见的报刊,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同时限制民营新闻事业,控制全国的舆论宣传。当时国民党负责宣传工作的一位官员郑国材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怎样办党报》,文中说,“以党治报”就是要使全国“新闻界党化起来”。这就鲜明地道出了国民党的目的,即要将全国新闻界纳入“一党专政”的轨道。

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念与封建君主专制的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可以说,前者是后者在中国的发展。二者的联系点就在于封建等级制度。当这种制度贯彻到新闻事业中时,就出现了封建新闻等级制度,即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封的新闻网络。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为了宣传的需要,他立即着手建设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在国统区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党营新闻事业网。这个新闻事业网的基本格局是:以《中央日报》为中心、以地方各级党报为外围的党报网,以“中央通讯社”为中心、宣传口径以该通讯社电稿为准的党营新闻通讯事业网,以及以“中央广播电台”为中心、以地方各级电台为外围的党营广播事业网。党营新闻听命于党,最终听命于蒋介石,在宣传的内容上实现一元化,打击多元化的自由新闻事业。

在“听命”这个话题上,由于《中央日报》最接近国民党中央,最接近蒋介石,因此,这张报纸表现得也最为典型。

《中央日报》1928年2月在上海创刊。《置党报条例》颁布后,在蒋介石控制下,国民党中央召开第176次常务会议,以条例规定首都设《中央日报》为由,决定将该报迁往南京。1929年2月1日,《中央日报》在南京复刊,言论编辑方针,除了一般的“阐明党义,宣扬国策”外,更着重提出以“拥护中央,消除反侧,巩固党基,维护国本”为职责。所以,在民国时期,《中央日报》社的总编一般由蒋介石亲自选或由亲信控制,以便更好地忠于他。但蒋介石的意旨是不好猜度的,这个总编也就不是那么好当的。在8年抗战期间,《中央日报》因其不能准确反映蒋的意旨,尤其是不能起到与共产党《新华日报》相抗衡的作用,屡屡遭蒋痛斥。以至于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一度视主持《中央日报》为畏途,无人敢接这副担子。《中央日报》西迁重庆7年,报社经历5次改组,社长、总编辑、总主笔、总经理等,均先后更换5任。5次改组就是5个不同的故事,但可以看出蒋介石实现中央新闻集权的多种手段。

第一个故事可以名之为“办党报的党员必须像党员”。当时被训斥进而被解职的《中央日报》社长是程沧波,1932年在南京任职。他因擅长文笔, 与蒋介石的“文胆”、大秘书陈布雷关系渐密。陈有时因身体不佳,有时因起草工作太忙,程沧波就不时帮陈起草一两篇文稿,也能够得到蒋介石的认可,陈布雷于是对他也就有了些好感,主荐其任《中央日报》社长。报社西迁重庆后,蒋介石要求在舆论宣传中一改过去唱“独角戏”的场面,变成与《新华日报》唱“对台戏 ”。可是《中央日报》的戏唱得不好,在气势与水准上,都不敌《新华日报》。碰巧就在这期间,程沧波偶尔应《大公报》之约,为其特辟的“星期论文”专栏撰稿。这事被人告到蒋介石那里,蒋听说后很不高兴。一次,蒋出席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讲话,碰到程沧波,突然间大发雷霆,斥责程不该给重庆《大公报》写星期论文,并责骂:“你是国民党党员,为什么不给党报写文章?这哪里像一个国民党员?”其实,《中央日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多出自程手。况且,追查国民党党章,也没有党员不许给党外报刊投稿的规定。但经蒋介石这一顿训斥,程就不得不离开报社,另寻他路。程沧波受训后,当即留下一纸辞呈,靠着于右任的老关系, 出任监察院秘书长去了。程一走,总编辑张客年、总主笔周邦式、总经理贺壮予等一套班子集体让贤。

第二个故事可以名之为“听命中宣部不如听命蒋介石的侍二处”。程沧波走后,原任三青团宣传处长的何浩若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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