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故事可以名之为“国民党的报纸不能与共产党的报纸搞交流”。何挂冠之后,《中央日报》社长的大缺一时无人揭榜,人选发生了问题。不得已蒋介石亲自点将,要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把陈博生借出来,整顿《中央日报》。陈也想绝不辜负总裁的栽培,带了《晨报》一批办报老手到任。然而,到任后发现《中央日报》财务上难题百出,往往版子已经上机,纸张尚未买到,便病急乱投医,到《新华日报》社商借。《新华日报》也不含糊,本着互通有无的原则,也向《中央日报》商借铜模浇铸铅字。正所谓拿了人家的手软,《中央日报》不便拒绝,只好与《新华日报》搞起了“双向交流”。国民党的机关报与共产党的机关报搞起这种交流,这犯了大忌。再加是日机实施疲劳轰炸,造成重庆市区经常停电,《中央日报》社应变不力,出版很迟,有时到了夜里,蒋还未看到当天报纸,很不高兴,多次打电话找陈布雷查问原因。等到《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互通有无的问题暴露,蒋大为震怒,陈被迫辞职。

第四个故事可以名之为“党报政治第一、新闻第二”。陈博生之后,第四个被蒋赶跑的是陶百川。陶是浙江绍兴人,先后任上海《民国日报》编辑及《晨报》总主笔,很懂新闻,知道如何去抢新闻发头条,如何提高新闻的价值,如何去吸引读者的眼球,报纸办得不错,也很有影响,被誉为报界一流人才;最为关键的是他担任了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三青团常务干事等政治职务,照理是懂政治的,所以说是一个“政治素质高、业务技能强”的双料人选。《中央日报》社长被免,陈布雷感到《中央日报》非陶百川这样的干才不行。陶上任之后,果然气象不凡,先是请出后台老板潘公展兼任总主笔,主持言论,以防政治上出问题;然后大刀阔斧地抓新闻和版面改革,全力办好“本报特讯”,以期压倒《新华日报》和《大公报》;还一反《中央日报》四平八稳的传统做法,主张要和中央通讯社抢新闻,以显示《中央日报》的特色。陶有一部专用轿车,为了抢新闻,早上交给发行组运送报纸,白天交给采访组记者使用,自己宁可去挤公共汽车,或搭乘马车上班。陶的一番苦心,的确使《中央日报》为之一新。但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上任之后,纰漏一个接着一个。1942年12月27日,《中央日报》为“抢新闻”,赶在美、英前面,刊出独家新闻:《中美、中英新约明年元旦正式公布》。这件事把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惹火了,认为泄漏了党国的外交机密,蒋也大为光火,一怒之下,写了个手喻,要将《中央日报》总编辑袁业裕交付军法审判,采访主任卜少关罚薪3个月,以示薄惩。陶百川慌了,请出陈布雷、叶楚伧、潘公展等人转圜,袁业裕总算被交保释放,但总编辑一职,只好另请高明了。于是,中央通讯社编辑主任钱沧硕取代袁业裕。钱沧硕吸取前任教训,上任第一件事, 就是严格审稿,把好新闻关,以至于每晚坐在总编室里,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以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但越是怕鬼,越是闹鬼。一天,陈布雷派人送来一份《中央日报》,上面有蒋用红铅笔加注的记号。蒋的习惯是,红圈表示满意,黑叉表示不满,问号表示有问题。但这些记号往往是蒋氏在不经意间读报时留下的雪泥鸿爪,事过境迁,其真实意图,不要说一般人很难琢磨,就是蒋本人往往也是一笔糊涂账。这次加注的红色记号,非圈非叉,亦非问号,更让人不知所云了。陈布雷看后,也感到是个闷葫芦,便派人一送了之,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但陶百川紧张了,马上发动大家猜谜,久猜不中。于是,陶快刀斩乱麻,提笔就批下几个字:“标题不当”。钱老夫子不愿意了,认为这是陶对他的侮辱,当即留条走人。事情闹僵了,一时难以转圜,陶就请他的老师陈德徵来报社帮助看稿,对外名义是顾问,在报社大家也就戏称为陈总编辑。也许蒋感到《中央日报》近来颇有些太平气象,偶然问问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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