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中央日报》的总编辑是谁?”左右答:“是陈德徵。”不想蒋大吼一声:“把这个家伙抓起来!”竟把左右的人都搞糊涂了。原来,这是十余年前的一桩公案。1930年,陈担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曾在中小学举行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陈的本意并不算坏,但投票的结果:第一是孙中山,第二是陈德徵,第三才是蒋中正。蒋闻讯下令把陈扣留了十几天,撤销陈的一切职务。这次,陈居然又在蒋的鼻子底下钻出来,当上了《中央日报》总编辑,蒋当然要光火了。事后蒋虽没有抓他,但却补了一个手令:“永不录用。”陶百川的运气似乎还没有背透。1943年3月,三青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这一代要比上一代更好》。大意是说清末贵族子弟骄奢浅薄,不能成器,所以政治腐败,江山不保。社论绕山绕水地大谈人伦、血缘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最后笔锋一转,写道:“如果今日的成年老年,对于后一代的青年,爱之不以其道,言论思想,处处暗示他们不劳而获,引进他们到特殊与例外的地位,处处无形中培养成一批亲贵子弟。那是前一代人对不起后一代人的地方。”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以CC系为代表的党方,对蒋介石扶植蒋经国及黄埔系、培养不劳而获的“一批亲贵子弟”的影射和讽刺。三青团分子看到这篇社论,顿时群情激愤,剑拔弩张,并要陶百川亲自出席升旗典礼,予以解释。陶一方面致书自辩,一方面托请陈布雷代为疏通,均无效果。陶自感山穷水尽,别无良策,只有辞职了事。
第五个故事可以名之为“与蒋介石的亲信做一条绳上的蚂蚱”。陈布雷是蒋介石的亲信,实际上越过中宣部管理《中央日报》。《中央日报》一个劲儿地换人, 便急坏了陈布雷。正好这时国民党《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胡能写文章,擅长作诗填词,口才极佳,说一口流畅的英语。从1928年任《杭州民国日报》(后改组为《东南日报》)总编辑、社长算起,主持报社15年,经验老到,素有办报能手之称。陈布雷闻讯胡健中来到渝,眼前一亮,当即找到胡健中的后台老板陈果夫、陈立夫商量,3人联合向蒋保荐胡健中出任《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是个明白人,深知《中央日报》社长虽是炙手可热的宝座,实际上成了无人敢啃的硬馒头,当这样的社长,尽管地位显赫,可由于蒋的喜怒无常,赏罚随心,伴君如伴虎,哪里比得上《东南日报》的天高皇帝远,独步东南的自由! 于是胡健中找借口,力辞《中央日报》社长之职,弄得陈布雷急了,决定改阳谋为阴谋,将胡谋到报社。一番琢磨,陈布雷约胡健中谈话,表情严肃地说:“事情很严重!总裁骂你了!总裁说:‘胡健中虽佼佼自负,实是自私自利的人!’”胡问:“我怎么自私自利啦?”陈答:“我也是这么问的。然总裁说你只晓得办自己的报纸,党里面的事一点儿也不做!”胡力争:“我能抛下同生死共患难的员工,一走了之吗?总裁批评我自私自利,《东南日报》员工也可以说我自私自利,我该怎样做才算不自私自利呢?”陈管不了那么多,却郑重宣布:“现在中央已经决定:由你担任《中央日报》社长。”陈大概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无异于逼良为娼,非君子之道,故马上以一种歉意的口吻说:“可惜我不能陪你下海,叫我的兄弟陈训悆、陶希圣做你的搭档。”陈布雷约见胡健中之后,陈氏兄弟也相继出马,力促其就任。蒋也亲自召见胡健中,多所勉策,以示垂青。胡见最高当局如此厚爱,这才诚惶诚恐地表示接受,但条件是:继续兼任东南日报社社长,并请陈训悆任总编辑, 陶希圣任总主笔,陈宝骅任总经理。陈训悆是陈布雷的老弟,陶希圣是蒋的文学侍从,陈宝骅是陈果夫的堂弟,这些人都是党国的忠贞之士,蒋一一照准。在胡健中看来,一是认为《东南日报》还在自己手中,等于预留了一步退路;二是认为陈训悆、陶希圣、陈宝骅都是通天人物,如此可以“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大家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出了问题,谁也逃不脱。还未上任,就已经将退路布置得滴水不漏,这才看出胡健中的真功夫。至此,胡始于1943年11月15日到任视事。陈训悆与陶希圣就住在侍二处,与陈布雷朝夕相见。陈布雷从蒋那里回来,如有重要新闻和言论发表,每每于事先告诉陈训悆和陶希圣注意。如此一来,与其说《中央日报》是胡健中在办,不如说是陈布雷遥兼。《中央日报》出了问题,固然胡健中要第一个负责,但陈训悆、陶希圣亦脱不了干系。这样,蒋即使要追查责任,陈布雷也只好居间转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此,《中央日报》总算风平浪静。不但政治上买了保险,曾经困扰《中央日报》的经费问题也得到改观。由于《中央日报》经理部是陈宝骅在那里负责,胡健中表示一切拜托。经费发生困难,陈宝骅也就直接找陈果夫、陈立夫解决,一切问题均迎刃而解。胡健中入主《中央日报》社,这一手果然厉害。上靠陈布雷、陈果夫、陈立夫撑腰,下靠陈训悆、陈宝骅掌印,五陈助一胡,昔日多事的中央日报社,一时间竟成了“太平天国”,胡健中这个“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