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记》不仅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国难年代的个人记录，它“或许也能反映出部分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时代中的共同心路历程。不能否认，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去年(2007年)夏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单位主办的“1940年代的中国”学术会议上，近代史所的前辈张振鹍先生报告论文《抗日战争中沦陷区青年学生投奔大后方初探》，叙述抗战时期自己及周围同学朋友从沦陷区南下的经历。南开大学的江沛教授提出了一个饶有意思的问题：“张先生您当时为什么南下而没有北上去延安？”张先生答曰“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延安”。这个会议过去了近半年，当时的场景却一直在我脑中盘绕。我知道，这是因为我读过两位我所认识的前辈当年分别北上和南下的回忆，张江两教授的讨论激起了我一探究竟的欲望：他们怎样从各自的家乡出发，怀抱着怎样的情怀，他们在追寻或者躲避的途程上是否有过交集，他们的所遇所感所思，他们是否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等等等等。

最近得暇，终于重读了这两本书。一本是吴江先生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内有一节“延安行”。另一本是赵宝煦教授的《途程——抱虚斋诗文稿》（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内有一篇《南行记》。这两位老先生我都不陌生。吴先生是乡前辈，他是著名的理论家，在文革后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发端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晚年仍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重新认识”的命题。吴先生笔耕不缀，从1990年以72高龄离休之后到目前为止，出版著作15部，差不多年均一部，最近一部的出版日期是2007年12月。赵先生是我丈夫的博士导师，他是中国著名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我所认识的赵先生，一头白发，满面红光，神态慈蔼，风度翩翩，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而且是造诣很高修养很深的画家和诗人，最符合我们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想象。两位老先生彼此也相知颇深，1980年代后期曾同时担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职务。他们在青年时代遭逢战争炮火，分别从浙江北上延安和从北平南下昆明，有过极不平常的流亡经历，并都形诸文字，让我油然生出“比较”的念头。

可惜的是（当然，这只是对于我的“目的”而言），吴老虽从小偏好文艺——他赴延安的直接动机就是入“鲁艺”，投身抗战文学——但一辈子从事的却是理论工作。他的关注点在于“政治沧桑”，对于个人生命过程中的所遇所感、痛苦忧乐、艰辛顿挫，已具删繁就简的眼界和沧海浮云的达观。聊天中虽屡次说起北上途中的惊险万状、困苦曲折，但他的文字却只留下了一条浙江诸暨—金华—武汉—宜昌—重庆—成都—西安—咸阳—陕北的粗略线条。赵先生则一生保留了文艺气质，他不仅保存了南下途中的诗文日记，而且对往事有鲜活的记忆。《南行记》不仅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国难年代的个人记录，它“或许也能反映出部分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时代中的共同心路历程。不能否认，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故将赵先生的南行途程略作串联札记，从一个后辈的视角重新展现那一段特殊的生命历程。

有两点需略作说明。在赵先生年过八旬的今天，青年学子仍多有以“宝煦”相呼者，我们面对的是一个20岁的赵先生，当然最合适的称谓就是直呼其名；作者长于诗文，此篇中各节标题和各处引文引诗，都出自《南行记》以及他青少年时代的诗文（并见《途程》）。

我要走，从此到海角，到天涯

宝煦生于1922年底，1943年初“离家出走”南行时，刚满20岁。

那一天是腊月十五(公元1943年1月21日)，他是伪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一年级的学生。

直到晚年，他对那天早上的情形仍记忆犹新：寒冷的冬日，清早六点多钟，天还未大亮，母亲已经升好煤炉子，煮了棒子面粥做早点。学校在西四端王府夹道，家在东四后炒面胡同，这段距离，骑车需要50分钟，所以，这个走读生的冬季上下学，两头擦黑。年轻的宝煦在煤油灯前，手拿一本日语课本装作背生词，实际上他是在背诵课本中夹着的一张“联络图”：到安徽亳州后去什么地方、找什么人、如何过封锁线等等。吃过早点，七点钟，像往常那样挎上书包，推起旧自行车，走出大门。母亲也像平常那样，跟着宝煦出去关门。儿子回身说：“妈，再见了！”母亲笑一笑说：“下学早点回来！”她做梦也不会想到，晚上七点，她等不回下学的儿子，她将等来儿子同学送回的旧自行车和被儿子泪水濡湿的告别信，几个月后，她才能接到流亡途中的儿子的来信，四年多之后，她才能再见到这个独生子。

但儿子虽然不能预测前途，却知道这不是一次暂时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