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抗日根据地一直是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史也开始受到关注。对于根据地社会史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探索，也有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作为构成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主要内容的社会生活，学术界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以半文学、半学术的形式展现了1937年至1947年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书中过多地运用了纪实文学的写作手法，还够不上一本严格的历史学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著作）。因此，笔者从边区的穿衣、吃饭、娱乐活动等方面，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进行论述。

一、边区的穿衣　

（一）普通民众的穿衣

由于受自然环境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影响，边区民众的传统衣料比较粗糙、简单。如庆阳民众穿衣以土布、皮毛为主，男女衣着“均不尚华美”（《庆阳县志》，1931年修，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96页）。不同性别、年龄、阶层的人穿着不同，男人穿满襟土布上衣，戴黑色圆顶瓜皮帽；女人穿自制土布浅色满襟宽袖上衣；乡绅、文人及富者着黑色绫绸或土布长袍，外套蓝色绫布或绸缎褂子，戴礼帽（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地区志》第3卷，兰州大学出版社，第942页）。在陕甘宁北部一些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地方，冬季以皮衣为主（秦燕：《清末民初的陕北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135、129页）。在抗战前，即使这样比较粗糙的服饰也只是比较富有的人家才有，大多数贫苦人家常常是无衣可穿。在经过土地革命的地方，农民生活也十分困难，冬季没有御寒之衣（《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188页）。抗战前边区只有极少数富有人家服饰比较好，普通民众以土布为主，而广大贫困阶层还是衣不蔽体。

抗战前期，虽然边区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农民穿衣仍然存在着困难，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域货物流通，几乎完全停止，除了消耗品，任何的必需品如布匹、棉花等都禁止运往边区”。布匹来源少，布价飞涨，购买布匹在贫苦农民家庭的支出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如对延安一乡20户新来移民难民调查，其买布开支占家庭总支出的66.8%（《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550页）。1941年1月对延安县赵家窑村调查，因布匹太贵，到了夏季农民将冬季的棉衣去掉棉花当单衣穿（《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农村调查记》，《解放日报》1942年1月13日）。定边县城区“人们在冬天穿老羊皮，盖的也是老羊皮，冬天盖有毛面，夏天盖有皮面”（《定边城区第一乡调查》（续），《解放日报》1941年9月20日）。张闻天在神府县农村调查报告中说：“在衣着方面，近年来布匹昂贵，买布做新衣的比从前少了。平常，一般农民，冬天穿皮衣皮裤（无面子的），冬衣里放羊毛。有衬衣衬裤的不多。平时穿的棉衣、夹衣、单衣旧的多，新衣服则留在过年过节时穿。戴帽子的很少，大都用白布缠头。”（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页）。这些都说明抗战时期根据地农民的穿衣因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而变得十分困难。

为了解决民众和党政军学穿衣问题，中共和边区政府发出了争取工业品自给的号召，一方面边区大力推广植棉，以增加生产布匹的原料，到1944年边区的棉花自给率已达到85%以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 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7页）。另一方面全面发动党政机关、学校、军队和民众开展纺织运动。由于边区政府的努力，抗战后期边区民众的穿衣得到了改善。如甘泉县农民刘海满一家原是全村“光景最差的”，全家“老少也都换上新夏衣了”（甘泉通讯：《三区雷家沟全村农家丰衣足食》，《解放日报》1943年7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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