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会是延安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举办十分频繁。如1939年5月5日，王恩茂“参加马列学院的晚会，纪念‘五五’马克思诞生，热闹一晚，半夜才回来”。次日是星期六，原定召开旧戏剧研究会成立晚会，“但因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来延安，举行欢迎晚会，故旧戏剧晚会改期明日举行。”5月7日，王恩茂又参加了在“陕公大礼堂举行的旧戏剧研究会成立晚会”。（《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83、484页）。从王恩茂的日记来看，延安晚会举行之频繁，也说明晚会在人们娱乐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广大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死气沉沉的村子因边区各种剧团下乡而变得活跃起来。如庆环分区农村剧校1940年上半年在陇东各地演出戏剧36场次（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1992年印行，第152~153页）。延安的剧团也利用农闲的冬季到边区各地巡回演出，送戏下乡。1938年冬，民众剧团在陕北个三边等地巡回演出，演出的剧目多达10余个（黄俊耀：《柯仲平与延安民众剧团》，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42页）。这样的巡回演出，一方面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起到了动员民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丰富了广大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根据地的文艺走上了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道路，使边区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更加活跃和丰富。边区不同层次的剧团和宣传队纷纷走向基层，为老百姓服务。如西北文工团1943年春节在陇东分区创作和演出的节目有《孙万福回家》、《模范城壕村》、《如此宁县》、《边区的一天》、《八路军和老百姓》、《钟专员和胡县长》、《马渠游击小组》等（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回忆录》，第241页）。延安大学、鲁艺工作团、留政工作团、民众剧团、文工团、评剧院等团体也分赴各区进行文艺演出。在边区，民众看戏的热情很高，不论演什么戏，在什么地方演戏，群众都很积极踊跃观看，“一听到说演戏或只要在街上贴一两张广告，就会使得全城都骚动了似的，女的男的，老的少的，人山人海的堆满在露天的舞台前，伸长了头颈等待看”（陕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西革命文化史料》（二），1992年印行，第21页）。可见，各种文艺演出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深受他们欢迎。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边区兴起了新秧歌运动，于是扭秧歌成为边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在延安经常从事于秧歌工作的，有鲁艺的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边区文协的戏剧委员会等，在去年（指1943年——笔者注）开展秧歌运动一时期中，延安共有三十二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机关都有一个。今年春节，延安市上竟成了秧歌大会，表演了近百个剧本，其中大半是民间秧歌队出演的。综计现在全边区共有六百个民间秧歌队，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另据丁玲的估计，在边区人民中，每十二个人里面必有一个人是扭秧歌的。”（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10页）。新秧歌运动兴起后，秧歌成为边区民众最普及的娱乐活动。1944年春节，延安出动的秧歌队有27队之多，创作了150余种剧目（周扬：《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新秧歌运动的普及不仅丰富了边区民众的生活，而且在动员民众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边区人民用自己的艺术，颂扬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歌唱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教育和改造了人民自己。”（《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47页）。通过秧歌把民众动员起来，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真正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二）周末舞会

周末交际舞会最初是延安“上层”社会的主要娱乐方式。这种娱乐方式的引入与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有直接的关系，她在抗战初期访问延安期间，看到中共领导人单调的生活，就有了教他们学习跳舞的想法（《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59~160页）。在史沫特莱的鼓动下，交际舞成为延安中共高层业余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曾留学欧洲的朱德非常喜欢跳舞，“他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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