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又比普通干部好一些。这种差别的存在引起了不同阶层的一些不满。尤其是抗战最困难的1941年至1942年时期，政府向农民无休止地征粮，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生活，以致有的地方发出了雷电“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的怨言（牛兴华等：《毛泽东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在物质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中共高级干部在生活上的优待政策（小灶）引起了部分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不满，如王实味就批评延安存在着“衣分三等，食分五等”的不合理现象，他说“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王实味：《野百合花》，朱鸿召选编《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32页）。尽管作者和这篇文章在整风运动中遭到批判，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青年知识分子对边区生活中因级别不同而生活待遇存在着一定差距的不满情绪。
第三，尽管边区的物质生活是困难的，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周末晚会、新秧歌运动、舞会和体育运动，丰富多彩的业余娱乐活动适应了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人们的精神需要。周末，有参加晚会的，有跳舞的，有唱京剧的，也有唱评剧的。尤其是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交际舞会在延安“上层”兴起后，逐渐普及到下层，而且风靡一时，几乎各机关、学校都举办周末舞会。整风运动后，在边区的基层社会新秧歌运动逐渐取代了舞会，而交际舞会依然是中共高层周末娱乐的主要方式。抗战时期，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海外归侨青年来到边区，从事教学、科研和文艺等方面的工作，如抗大的教员中，外来知识分子占47%，（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正是他们给边区文化娱乐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活跃了边区的娱乐生活，如“在各单位、学校举行的晚会上，归侨青年表演的南洋歌舞常使娱乐晚会锦上添花”（王唯真：《矢志不渝的选择》，《抗日华侨与延安》，第81页）。从社会生活来看，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
第四，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活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小米加步枪”不仅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革命的特征，也体现了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活的特征。边区以产谷类作物为主，不仅吃饭以小米为主，而且发放津贴、物价计算也以小米为主，小米在边区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在穿衣方面，尽管农村没有什么大的改观，但在延安和其他地方，凡是部队、机关、学校，不论男女，都身着八路军制服，有着十分明显的革命色彩和抗战特征。在娱乐方面，尤其是大众娱乐，政治意义和时代特征尤为明显。抗战时期，中共在边区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其宗旨是把边区原来旧的民间娱乐形式，如旧歌谣、旧戏、旧民间文学等改造成为“新的娱乐”，即“抗战民族大众的”娱乐（《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新中华报》1938年5月25日）。这种改造是成功的，如表现在新秧歌方面，其形式是旧的，但“都是新内容，反映了边区的实际生活，反映了生产和战斗，劳动的主题取得了他在新艺术中应有的地位 ”（周扬：《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因此，延安的社会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很长时期被渲染、被放大，成为人们羡慕不已的生活，极具象征意义。
(本文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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