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王实味风波”后，舞会仍然回到了“上层”社会，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成为整风运动后交际舞会的主要场所，舞者主要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每逢星期六，王家坪照例要举行舞会，江青和愉快的叶剑英是舞会的中心人物。朱德是个跳舞能手”（〔俄〕彼得·巴·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第249页）。一位在延安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回忆说：“不论在杨家岭，还是枣园，中央书记处和机关举行周末舞会的时候，都是我们机要科的同志担任乐队伴奏，所以能比较多的见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高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点滴回忆》，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98页）。在延安的上层社会中，交际舞会还有着相当的魅力，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末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

除了晚会、舞会等娱乐活动外，业余体育活动也是边区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边区机关单位和学校因陋就简进行业余体育活动，如各机关单位很好地利用延河作为水上和冰上业余运动场所（王禹明：《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 180页）。美国友人马海德（乔治·海德姆）晚年回忆延安时期的业余体育活动时说：“每天，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地跑步，做集体操。午间，篮、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做集体游戏。”（马海德：《忆延安时期的体育生活》，《新体育》1980年第8期）。延河丰富了延安工作人员的业余生活。球类运动是延安业余体育活动最主要也是参加人数最多的项目，几乎各个单位都有业余篮球队、排球队，有的还组成足球队。如马列学院组织的篮、排球队经常和党校等其他单位的球队比赛，“当时在延安轰动一时”（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以外》，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90 页）。八路军将领朱德、贺龙等不仅是跳舞爱好者，也是体育场上的活跃分子，贺龙的120师篮球队在根据地是很有名气的，经常在延安同各单位球队比赛，从外地到延安参观的青年团也参加贺龙组织的篮球比赛（金希明：《陇东革命根据地的体育》，甘肃省庆阳地区体育运动委员会1987年印行，第43页）。朱德是延安的体育爱好者和组织者，“在朱总司令的带领下，体育比赛遍地开花，篮球赛、排球赛、足球赛、游泳赛等等”（王唯真：《矢志不渝的选择》，《抗日华侨与延安》，第81页）。体育活动不仅丰富了参与者的生活，也丰富了其他人的业余生活，如“延安的人们，热爱体育，每次球赛，热心的群众都从延河两岸拥向球场，球场边上的山坡成了很好的看台，坐的、站的人山人海，为两边选手叫好加油”（王禹明：《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80页）。这些都反映了体育活动在边区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结语

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本文只是通过穿衣、吃饭和娱乐活动三个方面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论述。通过论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认识：

第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物质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造成物质生活艰苦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边区本来就是一个贫瘠的地方，自然条件恶劣，主要种植生长季比较短、耐旱性较强的杂粮等农作物，而且产量很低，民食以小米等杂粮为主；牧业以养羊为主，穿衣主要依靠土布和皮毛。二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对边区采取了经济封锁政策和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边区一切外援几乎完全断绝，而必需品如棉花、布匹又被禁止流入，导致了边区吃饭、穿衣的困难。三是边区非生产人员急剧增加，消费人口占的比例太高。抗战初期边区的非生产人员最多不超过3万人，而且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按期发给八路军军饷，边区民众和干部生活尚可维持。但到1940年至1941年国共关系紧张时，从前线调回部队保卫边区，非生产人员达到7.2万人，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而国民政府又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使边区一度出现了粮荒。非生产人员过多，粮食困难，中共和边区政府不得不动员大批干部下乡，“向人民借粮49705石，动员频仍，形成了严重的扰民现象”（《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92~93页）。

第二，就边区各阶层的生活而言，农民的吃穿比较差，干部的吃穿要比农民的好一些；在干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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