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资料披露，边区政府机关按照行政级别和资历的不同，在吃饭方面分小灶、中灶和大灶三个标准。其中对小灶、中灶、大灶，中共中央西北局就有具体规定，招待不同级别的客人吃饭的标准也有差别。1943年随着边区经济的好转，提高了不同行政级别人员的吃肉标准，规定“1、西北局党委同志每人每月五斤猪肉，特别保健者经常委批准每月八斤猪肉。2、政府厅长、西北局处长、科长以及各分区书记、专员每人每月二斤至三斤猪肉。3、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分区一级的科长每人每月一斤至一斤半猪肉。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2），甲3，内部馆存本，1994年印行，第1页）。这些规定反映了党的高级干部与一般干部在食物供应上的差别，也反映了边区党政军机关与边区农民之间生活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和平时宣传的也有一定的差距。

三、娱乐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是很困难的，但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我们主要从晚会和秧歌、舞会来看边区的日常娱乐生活。

（一）晚会和秧歌

边区的晚会是有传统的，在苏维埃时期，“晚会的举行大部分都是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晚上，逢到纪念节日也必定是要举行一次晚会的。有时为了欢迎新来苏区的人物，我们也会特地预备了几次晚会。史沫特莱，外国新闻记者以及派拉蒙影片公司派来的那个摄影记者，都做过苏区晚会的参加者”。而且在苏区，晚会是唯一的业余娱乐活动，很受大家欢迎，“毛泽东、朱德和博古以及其他许多苏区重要人员都是晚会的热烈参加者”。（L.Insun：《陕北的戏剧运动》，《西北特区特写》，出版社不详，根据编辑后记出版社时间应为1937年，第70~71、69页）。“他们在工作时间之外，要召开生活检讨会和批评会，还要组织宣传，发动人民抗日。此外，还被物质缺乏和食粮恐慌的气氛包围着，所以需要一种休息，需要一种娱乐。这就是他们举行的文娱晚会。”（续约斋：《延安纪事》，《革命史资料》第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205页）。晚会成为苏区动员民众以及红军和机关工作人员休闲生活的主要方式。

抗战时期，延安的各种晚会非常富有特色，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不同单位的各种晚会如期进行，如“每逢节日（如‘五一’、新年、新春……），马列学院必举行晚会，节目丰富多彩，话剧、京剧、合唱、相声……等等应有尽有，有的甚至轰动了延安”（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八小时之外》，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91页）。中央党校“每周末组织文娱晚会和舞会，每个班根据个人不同的爱好，组成秧歌队、合唱团，自编自演话剧、秧歌剧、快板等”（陈俊岐：《延安轶事》，第128页）。延安各单位的礼堂、大厅，新旧剧场乃至庙宇的戏台、单位的院落都成为举行晚会的场所，“普通市民较集中的新市场有常设的剧场，偶尔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也在八路军司令部的大礼堂公演。党政军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免费观看。”（〔日〕铃木传三郎：《当了俘虏去延安》，《日本俘虏在延安》，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中央大礼堂是举行晚会最多的地方，“在一些节假日，或为欢迎某位重要人物时，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肯定演戏 ”（高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点滴回忆》，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96页）。“逢到晚会，除非天下大雨，或大雪与大雪之后，山路不好走，大礼堂总是挤满了人，从来不会有一个空座位。”（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207页）。所以，在延安工作过的人几乎都有周末或节日在中央大礼堂看晚会的经历。

抗战时期的延安，每逢重大事件或重要客人来都要举行晚会。如1938年三四月间，延安市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白天开会，晚上看文艺晚会，有天晚上演出的是秦腔《升官图》、《武家坡》，陈伯达陪同毛泽东也去看戏，场面十分热闹，也来了很多群众观看演出（黄俊辉：《柯仲平与延安民众剧团》，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40页）。1940年5月26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当天傍晚延安军民在南门外自发组织了欢迎晚会（茅盾：《延安行》，《新文学史料》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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