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点，农忙时吃稠点，农闲时吃稀点。如延安县川口区赵家窑村“每天吃饭二顿或三顿，吃得早，吃三顿，迟只两顿。有面时三五天吃一次，没面时十几天吃一次，一年吃肉的次数不一定，……一年大概吃三五次，过年一定吃”。《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农村调查记》，《解放日报》1942年1月13日。神府县中农家庭只有在正月初一至十五、廿三，二月二等节日吃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间有羊肉或猪肉；农忙季节每日3餐，吃稠些；农闲季节每日2餐，吃稀饭。“富裕中农则吃的比中农强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面吃得多，捞饭三四天吃一顿，瓜菜、洋芋吃得少，过年还能吃馍，平常还有炒菜，吃些油。”而“贫农吃得比中农差些，黑豆糊糊要稀，捞饭更少吃，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黄不接时，还要挨饿”。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72页。从吃的食物来看，边区普通农民的食物以杂粮粗食为主，即使过节和农忙时食物比平时好不了多少，而且很少有细粮和肉食。这说明抗战时期边区普通农民的生活还是很清苦的，许多农民连一般的温饱都很难维持。张闻天调查时，正是边区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抗战时期边区农民负担最重的时候，1941年公粮实征占收获量的13.85%，比 1940年高出2.2倍；1942年虽降低为11.14%，但仍比1940年以前高出许多（《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 152页）。因此，边区人民勒紧裤带支援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富民政策，部分农民变成了新富农，他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如延安的“曹守富种庄稼五十垧（1垧约为3亩，下同——笔者注），张作新种庄稼三十垧，两家都兼贩卖牲口，他们过去吃的是高粱、稀米汤,现在已经为白面条、馍馍、干米饭所代替了。端午节全家聚餐，吃着鸡肉酒菜。”（延市通讯：《各阶层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解放日报》1943年6月 18日）。但在边区乡村能过上这样生活的农家毕竟是极少数。
（二）党政机关的吃饭
抗战时期，边区的机关、部队和学校是供给制生活，吃饭以小米为主。按照规定，供给的标准是：“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1.机关普通是三分钱；2.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3.武装队伍是五分钱；4.陕公、抗大是七分钱；5.医院是一角。”（舒湮：《战斗中的陕北》， 文缘出版社， 1939 年， 第14页）。马列学院供给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三两小米、一斤青菜、三钱油、三钱盐”（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82页）。在供给制下，党政机关的吃饭比民众质量高了不少，如延安女子大学一日三餐是黄米饭，有干白菜，菜内有肉，每周可吃一顿白面馍（武听琴：《忆延安女子大学》，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9页）。自然科学院吃大灶的供给标准是每天口粮1斤小米，“每周吃一两餐白面馒头或包子，也有吃肉的时候，伙房喂了猪、羊，可以额外增加一些肉食。有时每日也吃两餐干饭”。（常青山：《一九四五年的自然科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473页）。供给制的生活反映了抗战时期延安“小米加步枪”的时代特征。
1941年和 1942年是边区最困难的时期，干部、战士、学生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在最困难时，359旅也学习当地老百姓的饮食方法，“由吃小米饭改为吃‘豆杂杂’、‘ 饸饸’与‘和合’饭”。依农时和劳动量大小调整就餐次数，农忙时3餐，农闲时2餐。（陈俊岐：《延安轶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62、 163页）。这是延安最困难时期机关部队的生活状态。尽管如此，与乡村农家生活相比，边区机关、部队、学校的生活要稍好一些，除小米外，还可以吃上白面、肉、鸡蛋、菜蔬等。大生产运动后，机关、部队、学校不仅开荒种地，还建立起了各种副业，如养猪、做豆腐等，使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如1943年1月至9 月，中直、军直机关吃大肉12.8万斤，牛肉0.6万斤，羊肉1.5万斤，（《中直军直展览会结束》，《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4日）。合计 17.9万斤。359旅1943年1月至10月，全旅吃肉为318262斤，平均每人每月约3斤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8编《生产自给》，第499页）。这样的生活是当地的普通百姓无法相比的。大生产运动后，边区党政军学等人员吃饭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按照供给标准，小米，机关干部每人每天1.3斤，部队每人1.8斤；高级干部每人每月供肉4斤，普通干部每人每月供肉2斤，技术人员每月另有5000元边币的津贴。二是依照本机关的生产情形，生产努力的机关，除了按标准供给生活品之外，还有多余，可以用在本机关人员的福利上，或者每人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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