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交际舞会在延安的兴起，部分中共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十分热衷于跳交际舞，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则被邀请作为舞伴，交际舞会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就变得另有所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这样延安交际舞会的意义就不同一般，“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的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梅剑：《延安秘事》（下），红旗出版社，1991年，第445、446页）。这一结局也实现了创办者的最初意图。当然，为大龄将军和革命者寻找伴侣只是延安交际舞会的一个插曲，这个插曲有了完美的结局后，交际舞会依然是周末比较高雅的娱乐生活，而且逐渐超出了“上流”社会的圈子，普及到了延安的各个角落。如齐肃在批评王实味的文章中说：“近来延安每逢星期六晚上，常常有跳舞晚会。”（齐肃：《读〈野百合花〉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4 月7日）。新华社“星期六组织跳舞晚会，博古、艾思奇等同志也常来参加……跳舞时没有乐队伴奏，就借用博古同志的唱片。”（温济泽：《回忆战斗的岁月》，丁济沧、苏若望主编《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回忆延安岁月》，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82页）。鲁艺、马列学院是青年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舞会最盛行的地方。鲁艺既有音乐系又是文艺青年最多的单位，而且女生是最受欢迎的舞伴，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交际舞会，“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和到延安的一些国际友人，也时常来鲁艺跳舞”（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马列学院在蓝家坪，那里的“周末舞会是别具特色的，校园里沙平草软，成了最好的露天舞场。同学们在这里跳交际舞、集体舞、秧歌舞。有音乐小组用提琴、二胡等中西乐器伴奏。更别致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有些同志的草鞋上还缀着两个鲜红耀眼的绒球”。（王禹明：《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80页）。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之余，周末舞会成为人们放松的主要生活方式。

在一些共产党人的眼里，交际舞是代表现代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东西，因此，交际舞在延安刚兴起就遭到了抵制，尤其是部分中共高层领导夫人对交际舞有着强烈的不满，贺子珍是反对最强烈的一位。毛泽东说：“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他的兄妹》，第178页）。随着抗日战争艰苦环境的到来，对延安交际舞会的不满从夫人们延伸到知识分子。性格开朗的女作家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写到：“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的眼睛都会望着她。”（丁玲：《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丁玲批评的是那些在延安的“舞星”，也包括江青（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如果说丁玲只是委婉地“捎带”地批评了热中于舞会的几个“舞星”，那么王实味批评的不仅仅是几个“舞星”，而针对的是整个延安的周末舞会，他的批评十分激烈：“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实味：《野百合花·前记》，《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王实味的观点很快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和对王实味斗争的升级及对其问题性质的定性，他对交际舞会和延安其他问题的批评便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范文澜、（李）伯钊等对王实味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的话语进行了彻底的和无限上纲的批判（范文澜：《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伯钊：《继〈读〈野百合花〉有感〉之后》，《解放日报》1942年6月9、10日）。尽管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