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大学招考，宝煦出师不利，却意外遇到许多北平时的老同学，“旧友见面，令人狂喜无比”。与家人的通信联系也已经建立，他甚至收到了爱慕他的阿紫姑娘夹在信中的石榴花瓣：

我打开信封，从信笺里掉落

一片片榴花瓣。

当它熠耀枝头，

该是鲜丽的红；

跋涉万里关山，如今凝成忧郁的紫。

他撕毁了这张纸，觉得这些个人的忧伤与太息，与“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的时代氛围很不合拍。

8月7日，宝煦偕一同学外出游玩，在玩跳伞时伤了脚。脚伤痊愈后，经人介绍到重庆大坪196师的一个营部去当中士秘书，用漂亮的仿宋体抄写“军人守则”。军人待他很好，他却厌倦这里的生活，难不成“有馍吃处且勾留”么？那又何必历尽千辛万苦南行呢？他感到“心情像菊花茶一样苦涩”。7天后，借口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宝煦告别了军营。这之前，他确实参加了一次教育部的“保送考试”：凡沦陷区来的有学生证的大学生均可参加，通过后，可以保送到申请的学校。宝煦申请了昆明的西南联大。

虽然感觉不错，但当时宝煦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离开军营，到哪里去呢？他想起前段时间曾经碰面的同学天岳住在“战区学生招待所”，说过必要时可去那里，便投奔而去。“战区学生招待所”就是为宝煦这样的流亡学生而设，然而却成为私人的敛财工具。几经周折，刚成为寄宿生，他却突然病倒，而且病势沉重，高烧昏迷。深夜醒来，不禁万念俱灰，甚至想到了“死”。昏迷一周，到9月初，才渐渐恢复过来。

这时，传来了“保送考试”通过的好消息，宝煦被保送去西南联大。“招待所”的同学中有不少人也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大家欢声笑语，快乐非常”。但昆明路途遥远，没有路费，怎么办呢？宝煦找了一个同学的哥哥刘文英大哥，刘让他住下来再设法。宝煦曾到教育部争取过，却负气而归；也曾听说只要加入三青团，不但路费有着，入学后还有津贴，但他又“不肯出卖自己”。那就只好再等，而大学已经开学，宝煦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

一直到10月中旬，刘文英托人找到一个年轻军官，那个军官找到他认识的一个中央信托局的运输车司机，说好让他免费将宝煦带到昆明。10月15日，宝煦告别滞留了三个月的山城重庆，坐上了继续南行的卡车。一路抛锚，一路忍受司机的冷面孔和冷言语（即使是像“中央信托局”这样的国营单位的卡车司机，私搭旅客（“黄鱼”）牟利也是公开的秘密，这个司机就因少带一条“黄鱼”而受“损失”），10月31日傍晚，终于到达昆明！而学校已于10月1日开学，难以再注册。同学们热心帮忙疏通，宝煦更是向坐镇联大的常委清华校长梅贻琦慷慨陈词。梅校长同意注册，但第一年限选22学分，这意味着四年的大学生活将变成五年。

然而，不管怎么说，奔波数千里、耗时近一年的“南行”终于结束了，就像一滴水，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之后，终于归入了大海。

这就是神圣的抗战么

离别北平时，宝煦的心情是伤感而紧张的，然而，更多的是向往和期盼。

我有一个爱，早已献给了光明。

这世上再没有吸引我的花朵。

然而，却慢慢地变成了失望和愤怒。即使在50多年后所写的回忆中，读者仍能感受到挥之不去的灰暗与忧郁。

或许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身体上的劳累痛苦与不适，二是对国民政府的失望。而后一方面，无疑是关键所在。

宝煦虽生长于寒门，父亲甚至筹不到他的学杂费，但温饱尚没有问题，他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甚至正式拜师学过南派山水画。乡村的贫困实在不是他能够想象。如果说，在贴着“喜今夕三星在户，卜他年五世其昌”喜联的亳州四壁如洗的“洞房”里，他们的感受还很肤浅的话，到了界首，就已经十分“切身”了。出发的那天早上，用“战干团”给的钱买了块白薯，刚咬了一口，突然从身后伸出一只手来，夺了就跑。马上去追，“抢劫犯”却停住不跑了：他往白薯上吐了两口唾沫。身边就有交通警站着，跑去告状，问道：“他抢你别的东西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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