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身体上的痛楚。步行前往洛阳的第一天，雨雪交加，寒冷非常，虽只走了50余里，已经衣衫尽湿，双脚起泡。晚上烧热水烫过脚，感到很舒服，第二天一下地，疼得站都站不住，“开始时就像鸭子跳舞，狼狈不堪”。就这样磨了破，破了磨，一路前行。

但身体上的痛苦他们毕竟是有心理准备的，年轻的躯体也能够承受这样的磨难，他们是为神圣的抗战而来的，他们是为了不当亡国奴才逃出来的，这一切都不算什么。然而，后方的混乱和公职人员的腐败及素质低下却给了宝煦们沉重的打击。

在这里可以先呼应一下张振鹍先生的答复。对宝煦来说也一样，离开北平时，南下到国统区是他唯一的选择，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他在文中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轰轰烈烈的二十多年战斗历程，可惜我们在沦陷区敌伪统治下的青年人竟然毫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日本人侵略中国，国民党在南方抗战，因此才一团热心奔向南方。”

在南行途中，他有两次可能的机会接触到“北方”。一次在洛阳。八路军在洛阳设有办事处，从沦陷区逃出的青年，有不少从洛阳转到解放区。当宝煦他们好不容易走到洛阳后，正想停留几天游览名胜，却不料王子英当天赶到，让他们次日即赴西安。他们当时只是觉得有些郁闷，事后才知道是为了防止他们与八路军接触，因此不让他们在洛阳多耽搁。[3]

第二次是赵瑞林老师安排宝煦到城固的西北工学院上学，那个地方，宝煦在路上听说是与陕北解放区争夺青年的地方，学生吃得好，“整天吃宴席”，然而学校办得不好，也没有什么有名气的教授。这未必是实情，但在当时的宝煦，几千里路跑出来当然不是为了吃好喝好，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去城固的计划。

如果到解放区，宝煦会经历怎样的命运，当然不可预卜，但他的回忆肯定会是另外一个版本。然而不管怎么说，宝煦来到了国统区。

国民党对于沦陷区流亡人口（其中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接应和安置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应当说，这样的工作还算比较普遍和深入，宝煦他们的流亡经历中，到处看得见相应机构和人员的影子。在北平安排他们南行的“小贾”，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的周到与细密，可见于《南行记》的字里行间。更让宝煦难忘的是，当他在重庆投靠无门时，“小贾”给他提供了近两个月的住宿，而且体贴周到。他“文质彬彬，说话轻言细语，热情周到。给人感觉，像是一个大哥哥。”宝煦养伤期间，“小贾”不仅给他送饭，还扶他拄着两根手杖走下79级台阶到山下上厕所。到亳州，有大车店掌柜接应；到界首，西安“战干团”办事处的人主动找上门来；到洛阳，有约定的住处；到西安，不仅有政府训练战时工作人员的“战干团”，连基督教青年会也被政府利用为抗战组织；到重庆，有“战区学生招待所”。流亡学生还有机会考军校、考大学，落榜者尚且有参加“保送考试”的幸运。这一切，在战乱年代，是多么的珍贵！

然而，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素质普遍低下，更令宝煦们不能忍受的是，腐败已经像毒瘤滋长，而且时见溃疡。

事实上，给他们的第一个冲击来自抗战军人。过“阴阳界”后，他们终于看到了几个守在一个“牌坊”下的“国军”，一路飞奔，一下子抓住几位国军的手，无语凝噎。然而，

抓住的是几双瘦弱的、干瘪的而并非粗壮有力的手。面对着的是几张毫无表情的带有菜色的面孔。脸上看不出一丝亲切和半点热情。眼睛里流露着懒散的无可奈何的神色。也许因为军衣太旧了，所以穿得随随便便，纽扣也不扣整齐。

要检查行李。我打开柳条包，里面是几件旧衣服，还有在工学院用的两件绘图仪器，几本破书。此外，一无所有。再有，就是临走前同学给我的两块香皂。

柳条包打开了，似乎使检查人十分失望。衣物实在不成样子，连袜子都是穿过很久又洗干净了的旧袜。但是两块香皂还不错。检查人拿起来嗅了嗅，那张无表情的脸上突然露出笑容，轻声说：“这个给我吧！”

我大吃一惊！当然不是吝惜这两块香皂。我虽是穷学生，也还不至于那么小气，两块香皂算什么？只是我一路经过日本人检查行李，又经过汪精卫的伪军检查行李，他们都不在我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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