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本能的笑了笑说：“好吧！”对方赶紧把香皂揣在怀中。

瘦弱而毫无军纪的国军，虽完全出乎宝煦的意外，但一个知识青年的理智和宽容却让他只把这件事看作“在火热的心中吹进一丝凉意，在晴朗的天空中投下一片阴影”，他实在太兴奋，太高兴，太充满希望了，以至于连这一丝阴影，也很快淡化了。

但政工人员的普遍的素质低下却使他们逐渐不能再乐观。

“战干团”界首办事处主任王子英，在宝煦等人的眼中是这样一个形象：能说善道，世故圆滑，给人以不可靠的感觉。他动员他们的说辞是：抗战千载难逢，眼前即将胜利，此时不参加，悔之晚矣。这话令人反感，宝煦他们认为是对神圣抗战的亵渎，也是对他们纯洁爱国心的亵渎。显然，专做“动员”工作的他毫无动员能力，如果不是衣食无着，他们不会跟他走。临出发领馍钱时，“团员”们说发给他们的钱按每斤四元六角的“官价”算，但街上的馍都是十元左右一斤，王子英竟然指着缝在他们身上的“战干团”标志说：“你们有这块标志，就是公家人。谁若不肯按官价卖馍给你们，你们就该揍他。”到达西安战干团的次日凌晨，教官给他们训话。先指着他们说：“你们先给我站个圆周率！”他们面面相觑，不明所以。教官见他们不动，就动手去拉，把他们拉成一个半圆形，然后说：“你们这里头听说还有大学生，怎么连圆周率都不懂？”训话当中，说到“战干团”条件如何好：“你们吃的菠菜汤，据专家分析，里面有100%的铁。铁对人身体可是好东西！”这种相声一样的语言，竟然出自一位战时干部训练团的教官之口，不能不让宝煦他们感到极大的屈辱。

如果说以上事实还可以用“素质低下”概括的话，到“陪都”之后，宝煦就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腐败了。

事实上，国民党的体制性腐败在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的抗战时期已经初露端倪，波及面极大的“倒孔（祥熙）运动”在此时也已经发生，只是流亡学生无缘目击发生在上层的大腐败，而亲身经历的“小腐败”对于一个热血青年的杀伤力更大。

宝煦在重庆“战区学生招待所”的经历就是一个明证。他到办公室报到时，办事人员冰冷着面孔说“人住满了，不接收了”，可他明明已经在一张空床上放下了行李。宝煦的同学当即质问：“怎么住满了？你们规定多少名额？”宝煦则开始诉说自己的困难。正纷乱间，招待所所长从里屋走出来，边走边嚷：“吵什么？吵什么？不收就是不收！”周围同学七嘴八舌地说：“你们不收人，吃空额！”“你们克扣我们的伙食，坑害流亡学生，你们黑了心！”所长恼羞成怒，骂道：“老子就黑了心，你龟儿子敢怎样？”骂完，扭身回屋，砰地一声关上了门。宝煦还听说，开始说不收的年轻人是所长的小舅子，所长太太是会计，所长妹妹管伙食，这个流亡学生招待所就是他们的“家天下”。

在刘文英大哥处等待到昆明的机会时，宝煦听说有个学生与他一样考试后保送西南联大，已经从教育部申请到去昆明的路费，这给了他很大的希望。他马上赶到青木关的教育部。他到教育部机关时是下午四五点钟，得到的答复是科长回家了，别人作不了主。问明地址，宝煦走了三四里地去家里找科长，科长说天已晚了，明天又是礼拜天，等后天上班研究研究再说吧！只好踏着月色回到教育部，在传达室的大桌子上过了一夜，又捱过了第二天，第三天，星期一一早，好不容易等科长上了班，他却不加思索地说：“保送入学，照例不管路费。”这句话把一向温和的宝煦惹火了，他说：“既然不行，前天我去你家，你为什么不痛快告诉我，让我巴巴等到今天？”他倒很坦白，咧嘴一笑说：“那时告诉你不行，你若赖在我家不走怎么办？”宝煦又说某某也保送去西南联大，为什么你们给了他路费？科长听他说出具体人名来，翻看了一下本子，抬头道：“他呀，他是特殊情况，你能和他相比么？”气得宝煦声色俱厉地指着他背诵了一遍刚看过的曹禺新剧本《正在想》中丁大夫痛斥腐化官僚的台词。

宝煦和他的同学们在漫漫南行途中一次次地自问并互问：“这就是神圣的抗战么？”“这就是抗战的政府么？”“这就是我们苦苦寻求的‘中国’吗？”

抗战的热情，在南行的长途中慢慢地消磨。

这样的经历，对于他们的人生态度，对于他们在历史紧要关头的选择，对于他们一生的行为处事，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有过类似经历的青年人有很多。

从赵宝煦先生的《南行记》中，我们还可以读出以下信息：第一，抗日战争时期，从沦陷区流亡到国统区的青年学生为数众多，赵先生南行途中，到处遇到同学朋友，对于一个交往圈子并不大的大一学生而言，路上熟人众多给人以深刻印象。第二，南行途中，虽有政府机构安抚流亡，但人员素质低下，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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