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不见什么，

眼前闪着一团颤微微的白发；

我说不出什么，

心里喊着一万句“亲爱的妈妈！”

早就起了走的念头。这个家境清贫性格清高的青年，这个在竞存中学四年中年年考第一以换取免交学杂费待遇的优等生，这个在伪北大耻辱地学习工科的大一新生，看到不断有同学找机会逃出沦陷区，也曾“密谋”出逃，却被父亲发觉，严加防范：“如果半路被日本人发现，立刻就会被活埋。”

儿呀！我不放你走，不放你走！

我舍不得你到异乡去漂流；

你看外面那风多狂，雨多大，

那狂风暴雨。儿呀！你怎受得下？

但到了1943年初，日本占领者的“治安强化运动”已经进行到第五次，可以呼吸的空气已经越来越稀薄，窒息感越来越强烈，即使身体不被活埋，精神也将在古老的城市死灭。宝煦不能再等待，他约好了几位同学，辗转联系上了国民党在北平的地下工作人员“小贾”，做好了逃亡的计划，要带走的书籍衣物，也已经一点点地运到了“逃伴”纪东的公寓。 这一天，新年前夕，腊月十五，是他远飏的日子。

我看见“希望”在前面开花，

我还留恋什么，这贫苦的家？

“放开吧，妈妈，请放开你的手！

我要走，从此到海角，到天涯。”

辽阔而迢遥的途程啊

同行者除纪东（当时他读中国大学）外，还有没考上大学的中学同学振英，临走时“小贾”又安排一位伪北大物理系的女生若花同行。他们背熟了“小贾”编好的说辞：宝煦送妹妹若花远嫁亳州，纪冬振英作为宝煦的同学，陪他送嫁。

火车沿京浦路往南。他们心情紧张，生怕有人盘问。幸好无人搭理，除了查票。到徐州，转陇海路到河南商丘，再搭长途汽车去皖北亳州。一路上车下车，都有人搜身检查：先是日本宪兵，到亳州时，变成了汪伪政府的“和平救国军”。到亳州，按照“小贾”提供的联络图，找到城外的一家大车店，王掌柜知道他们的来历，留他们住两天等一等，待他联系好了送大家“过界”。在大车店一个贴着结婚喜联却空荡荡地只有一盘堆着些稻草的冷炕的房间里，三个男生嘻嘻哈哈地钻进了稻草堆。却不料，这年北方“暖冬”，亳州却是滴水成冰（也可能，这只是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的阴冷）。房中只有一盘炕，女生若花无处就寝，深夜冻得直跳脚。

两天后的清晨，四人与一对三十多岁的东北人林姓夫妇以及一位也是三十多岁的单身男人一起出发过“阴阳界”（封锁线）。每两人乘坐一辆木头车轮的木板车，半躺半坐在车上，上面盖着厚棉被，由车把式拉着在石子土路上颠簸前行。四周是无尽的荒野。他们万分紧张，一路上却波澜不惊：没有碰到日本兵，连伪军也没遇上。下午四点多钟，车夫停下来，说就在此处下车，前面就是“自由区”了。

怎么，这就到“自由区”了吗？多少天的苦思渴想，多少天的提心吊胆，霎那间，似乎万劫都过，美梦成真，宝煦心情激动难以描述。

不成想，磨难却似乎刚刚开头。过了阴阳界，就是界首市。四人四处打听，想找一个接待沦陷区来人的单位。找了四天，却一无消息，而四人已经囊空如洗。正在为难，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到店里找到他们，自称是西安市“抗战干部训练团”[1]界首办事处主任王子英，他动员四人参加“战干团”，到西安入团学习，毕业后分发做抗日工作。

怎么办呢？这个人看起来不大可靠，而且，本是南下，现在要西行了，本来应是想继续求学的吧，现在也变了。但事实上，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这似乎是唯一的一条生路了。没有钱，衣食无着，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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