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加强政工和民主管理。过去国民党军队里，对政工一向是轻视甚至是歧视的。军队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之间长期处于一种不合作的状况。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我提议让带过兵的官来当政治指导员，因为他知道当兵的最渴望什么。加上前面说的。让被俘放回来的人员讲政治课，现身说法，我还提议，每个师办一个政工干部训练班，师、团以上的建立政工制度，营、连以下的建立政治指导员，排里面副排长叫辅导员，班里面要建立政治战士。政治战士就是比班长权威还高，他在班里面是起核心作用的。还有建立保防战士和监察战士。监察战士可以监督连长、司务氐是不是贪污，希望达到囝民党军队提出的几大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人事公开和赏罚公开。我想这些制度本身肯定是好的，但在当时国民党部队，已经很难实行了。当时我们在苏州，就举办过一个洲练班，政治战士有了，监察战士有了，保防战士有了，几大公开也着手认真贯彻，部由战士监督执行。为此其他部队还都来参观，问我怎么会想起搞这些民主与公开?我说不是我发明的，我是跟共产党、解放军学的。除此，我根据国民党军队的现状，还提出了以下三项改革措施：

一是将银元直接发到士兵手中。当时在军队里面，最头疼的是，南于物价的飞涨，金圆券变成“废纸”了。后来部队也改发银元了。但国民党军队里，长官贪污是一种风气，当时我们也想通过上海守卫战把这个坏风气改掉。前面提到的每一个班里面的“三个战士”都要起作用。上面给每一个士兵发银元，就要直接发到他们的手中，不能经过层层剥削，要杜绝贪污。同时，吃的也要好，一定要定量、足量，中间不能有揩油。这样士兵吃好了，钱到手了，没有人贪污了，他们打仗就会勇敢了。

二是整肃内奸。我们不少官兵是解放军放回来的，有些人是带有任务的，这些人要查出来。对动摇分子，他虽然不是放回来的，但是看到了发现了也要查。实际上我自己就很动摇，我是不想来上海的。因为刘玉章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把我要回来了，起先我的家属没有来。那个时候还指望和谈能够成功。刘玉章左一个电报右一个电报，甚至还想给我安排飞机，要把我的家属电接来。表面看是对我的关心，当时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也确实不多、实际I：我心里非常清楚，那是把家属作为人质，逼我更好地为他们卖命。

三是后勤供给一定要跟上去。过去国民党打起仗来，前面的连长要派人后面去领弹药。我当时下令前面的人不再到后面领弹药了，改由后方往前方送打伤的、打死的，都由后面的人上来处理，阵地前沿的只管守卫和打仗(轮换除外)，弹药要送上去，饭也要送上去。这样前沿阵地就能无后顾之忧了。我的这个做法，也得到了“蒋总裁”的赏识，他曾批示要推广开来。但在围民党的部队里各搞各的，根本没有推广。

当部队进入月浦阵地以后，我曾三番五次地督促手下官兵熟悉和熟练使用每一处防守的工事和每一座碉堡。那些工事是雇老百姓挖的，那些碉堡是我们工兵建造的。我要求他们很好地利用这些工事和碉堡。特别是那些碉堡，用得好可以当作自己的盔甲；不会使用就会变成囚禁自己的牢笼。“死”碉堡如何“用活”，发挥好作用，这里面学问很大，包括：从碉堡往外看，400～500米发现解放军与200～300米发现解放军分别如何处置?步枪、机关枪何时进入阵地，如何进行急袭射击和狙击?碉堡与碉堡之间如何联络、协防等等。要从攻与守两个方面谋划守卫战。

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们52军原来在东北只是支二流部队，但到上海却成了蒋介石手里的“王牌军”。5月lO日，我带了一个团到太仓西边的直塘镇，暂时抵挡了解放军29军一个搜索营的进攻，回来就说是“直塘大捷”；5月12日，我们从浏河撤退了，又说是“浏河大捷”。从12日晚上到13日白天，我们在月浦的好多碉堡丢掉了。13日我们组织反攻。因为这些碉堡的枪眼都是朝西方向的，已经失去了掩体作用，解放军撤退了，我们又吹是“月浦大捷”，汤恩伯还专门在国际饭店设宴为我们“庆功”。反正好像每天宣传都有“大捷”。

或许因为我的战绩，或许因为月浦阵地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为了能更拖延一些时间，当时的“皇太子”蒋经国就曾经先后两天两次到我所在的月浦阵地上名为视察，实为督战。

5月15日下午，蒋经国穿着一件夹克衫，自己开着车子来到月浦前线阵地。车上只有两名卫士。蒋经国对我说：你带我到前面去看看。我就带着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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