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活下来，不是件很复杂的事。”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一幕：1971年，当林彪去世的消息通过电波传来，贺晓明对着天空久久凝望：“老天爷啊！谢谢你！”

难忘“体委主任”

1977年“文革”结束后，贺家人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贺家子女也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人生。贺晓明曾在媒体面前笑言，自己“工农商学兵”样样都干过，可“都没有修成正果”。一直到她退休了才发现，“已经是弱劳力”的自己，还想再做点什么。思来想去，她想起了父亲最爱的体育，创办了“贺龙体育基金会”。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父亲在建国后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还主持过许多别的工作。但在许多人心目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体委主任’这一项。”

贺龙刚当体委主任的时候，中国毫无疑问还是个体育弱国。1953年3月，组建不到半年的中国乒乓球队出征布加勒斯特第20届世乒赛，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上的首次亮相。贺晓明还记得，那次的比赛中，男女团体均列小组第四，单打比赛更是无一人闯过第三轮，“成绩让人憋屈”。回国后，身为体委主任的贺龙下达了“苦练八年，乒乓球要打翻身仗”的命令。

贺晓明的家，那时简直就成了体委的会议室。“荣叔叔(荣高棠，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我家，一边吃饭一边和父亲商定具体的战术安排、团体赛的出场名单、顺序等等。”因此，贺晓明有了比常人更多的机会接触体育，也就更多了一份对体育的热爱。

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大获全胜，男女两队一口气拿下了男团、男单、女单3枚金牌。“这是压抑了8年的一次大翻身！高兴啊！那时候我可是绝对的‘粉丝’！”贺晓明记忆犹新，“父亲刚参加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体庆功宴，回来后就拨通了华侨饭店的电话，然后把话筒递给了我，‘你代表咱家，祝贺荣伯伯他们今天取得了胜利！’”

接到贺龙女儿的电话，国家队的队员们激动万分。第二天，大家将庄则栋夺冠的球桌送进了贺家。“那个台子太有纪念意义了，是能进博物馆的！”打那以后，这张乒乓球桌就一直陪伴在贺家兄妹身边，直至“文革”。只要有时间，贺龙总喜欢和儿女们切磋一局。

贺晓明最得意的是，她在这张球台上还以3：0的大比分，战胜了印尼体育部长的女儿。

2006年，退休后的贺晓明本着“不搞竞技”的宗旨，和妹妹一起注册了“贺龙体育基金会”，并决定“主要做全民运动和健身”。2007年3月23日，为纪念贺龙诞辰111周年，基金会还在湖南桑植举办了一场徒步越野邀请赛，起点是贺龙的老家洪家关，终点是芭茅溪盐局——当年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地方。

“我的幸福标准特低”

贺龙有着丰富的个人特质，关向应同志曾向美国记者描述：“贺龙非常坦率和英勇，做起决定迅速而明确，有着巨大的自信；作为个人，他几乎如孩子般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强壮，喜欢骑骏马，爱抽香烟，讲起故事来声情并茂。”作为他的女儿，贺晓明也是爽朗健谈。谈话中，她的脸上一直挂着贺家标志性的笑容，配上那件红色暗花的中式小外套，让人怎么都看不出，这已是一个年过六旬、又经历过那么多磨难的长者。对于这一点，贺晓明说：“经历是一笔财富，这个财富的获得很辛酸，很不易。不过现在，我该回归到我自己的生活了，我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没做呢！”

如今，贺晓明和已90多岁的母亲薛明，以及妹妹全家住在东直门附近的一个小院里。贺晓明很享受大家庭的生活，她回忆说，“哥哥在世时，我们都住在一起，每天下班回来，我总是先到哥哥屋里坐坐，喝上一杯侄女沏的热茶。”如今，贺晓明和妹妹之间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尽可能不同时出差；晚上有应酬也要尽量推掉；每天，全家都要在家里吃晚饭。“母亲年龄大了，在家眼巴巴盼了一天，就是想晚上能和儿女们多说说话，总不能让她失望啊。和家人在一起，即使谁都不说话，能坐在一起也是一种幸福。”经历过“文革”后的破镜重圆，贺晓明将家庭看得格外地重。

贺晓明给自己下了个定义：“我是标准的共和国第二代，脑子里装着父辈第一代的思维程序，但还是要和第三代‘80后’、‘90后’接轨。”她“迫不及待”地想要享受现代生活为她带来的乐趣：刷卡消费、网上购物甚至举行party(聚会)，这一系列新鲜、时髦的玩意儿，对她而言都不在话下。“我现在最想找一些‘90后’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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