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兴亡再解释

《五百年来谁著史》看完后，我想起来的第一个人，是我的师兄余世存。我曾经听过他的一个讲座，他认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其实不过是尚处于蒙昧状态的“类人孩”，根本不像许多人喜欢传说的那样博大精深、智慧超群、文明优越。十年前他讲这个观点时，是颇为异端的，许多人不以为然，我的内心里也就一起不以为然。

然而时不时地觉得余师兄说的很有些道理，尤其是当我开始观察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公共服务”设施和事件时，我惊异地发现几乎每一个肢节都是“类人”的，略有涉及的极为幼稚和偶然，更多的是从来没有涉及过的，因此不但于历史上很难找到讨论公共事务的奇思妙想，很难找到勇于投身公共事务的个人记录，也找不到其他的群体表征。

如果说余世存的讲座及文章是偏颇和突发又得了真知的，那么韩毓海的这本书同样带有一定突发和勇猛，同样也呈现了一定的“真知相”。他以极为独立的思考力和穿透力写出了内心所察觉的“历史真相”。而这些真相，过去一直漂浮在真实的汪洋大海中，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数千年来无人觉察。韩毓海从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这三个社会运转的基本骨架去观察现在，参想过去，穿透迷雾和假相。中国社会为什么能够几千年来苟延残喘却绵延不绝？中国社会为什么给无数人制造了苦难而自身不被受难者所推翻？让中国社会频繁出现动荡和血腥场面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书给出了几个过得去的答案。

他发现，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朝以来的社会能量消长，与国家控制基层能力的本事有关，与国家有没有独立的财政金融体系有关，与国家有没有能力呼应世界大势有关。因此，他发现，中国要和平崛起，需要有缜密的基层组织，需要有独立的不为人所动摇的金融体系，能够在世界大势上有独立的声音和开放的协作。

当然，韩教授估计对社会苦难的阻隔和自然界的阻隔仍旧冲破得不够，以至于有些话说得似乎有些不恰当。比如他老在猜想，“假如郑和的宝船绕过了好望角，那么称霸世界的会不会是中国？”这个猜想是毫无必要的，充满了低级失误和狭隘的中国式野心。因为一个人不在于他是不是看到什么，而在于他会不会对自己所看到的事物“动心起意”；郑和的宝船可能环球航行了一百遍，中国的命运仍旧与今天所遭遇的命运没什么不同。大熊猫在1869年被法国神甫阿尔芒发现并定名之前，天天在中国西南山地的原住民眼前晃，但有哪一个人对它进行了研究和“推广”？因此，一个国家对世界的态度，早已经决定了不在于我们看到了什么，而在于我们会对什么用心用力。我们看到了但我们仍旧与他们阻隔重重，看到和没看到其实没什么区别。

另外他居然说郑和的宝船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实验室”，说没有郑和的航海，《永乐大典》、《本草纲目》不可能出现。我觉得韩教授可能高估了中国古人的科学能力。科学这个东西，一定是自主自觉的，在一个没有实验传统和博物传统的国家，怎么可能忽然在宝船上装备大量的“科学家”和科学仪器？怎么可能会在航海的过程中同时研究世界各地的自然细节、探讨科学本原？再想一想就更加明了，郑和不过是云南来的一个“三宝太监”，不过是皇帝身边一个当奴仆时间长了而被宠爱和信任的阉人，他所率领的团队到底是帮助皇帝去搜罗不死神方还是去追杀另外一个可能夺走皇位的“太子”，现在大家都说不清楚，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个团队就成了“科学考察船”，甚至生成了巨大的科学成果？

另外韩教授可能还有个致命伤，那就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运行脉搏可能还是没摸准。基层组织涣散，“国家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财政金融不独立，从明朝起就使用美洲进口的白银作为金融支撑；与世界各国缺乏协作能力，导致英国木头做的船队就把中国打个落花流水。这样的结论来素描中国的社会骨架，似乎仍旧不够到位，不够精准。

我觉得这三个表象仍旧只是结果，而不是大家所期望的“原因”。也就是说，让中国社会“气息微弱而又源远流长”的原因，可能另在别处。比如，最大的可能是余世存师兄指出的，中国至今没有结晶出良好的公共管理能力。一个社会是不是能够独立，有没有成熟的标志，在于它有没有能力独立处理本社会面临的公共问题。可惜，中国社会一直在自私的漩涡中盘旋，皇帝是为自私的，朝廷是为自私的，基层社会也是为自私的，中了举的人是为自私的，甚至修行的和尚也只是为了个人的“完满”。这样的每个人只想着控制、夺取别人的社会，无论它有多少财富，无论它有多少历史，都很难成为有公共财政、有善治的基层组织、有良好的应对世界的气度，因此，我盼望韩教授在准备继续写的“三卷本”里面，能够用“自私与公益”、“类人孩与成熟客”的眼光，去再探测一探测中国的历史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