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在开会之前两天，介公下条子，举顾孟余出来。此一转自有不良影响。平情而论，孟余清风亮节，有可佩之处，其办教育，有欧洲大陆之理想，不能说比朱、王差，然而如何选出来呢？大难题在此。及介公一下条子，明知将其举出，则三人等于一个人，于是我辈友人更不肯，颇为激昂。

虽然如地质学家李四光对于此议“甚favorable，且不以下条子为气，与其平日理想不同”，但是，蒋介石的这等举动已引起一班读书人的愤慨了，甚至于连表示支持顾孟余的王世杰与段锡朋都说，“要把孟余选出，适之也必须选出，给他们看看”。稍后，当翁文灏与时任中研院总干事的任鸿隽出面请客，席间谈及此事，陈寅恪即席发言，“大发挥其academic freedom说，及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如学院之外国委员等”，其意在胡适，“至为了然”。陈寅恪甚至于“私下并谓，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认为翁文灏、朱家骅或王世杰这些“弃学从政”的人物都不够资格。

从历史的大脉络来说，中央研究院的创院先贤，如蔡元培、傅斯年、顾颉刚与陈寅恪等人都致力于一个“学术社会”的建立——陈寅恪更在新政权下生活了二十年，却依旧坚持这般的信念（参见王汎森：《“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陈寅恪会如此“表态”，理有所然。就在席间任鸿隽也发言，“大意谓在国外者，任要职者，皆不能来，可以不选”；傅斯年就说，如果采取这种排除法，“恐挑到后来，不存三四人，且若与政府太无关系，亦圈不上，办不下去”。于是曾经对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唱过反调的植物学家胡先骕就提议“假投票”，结果翁文灏二十三票，胡适二十一票，朱家骅十九票。令人意外的是，王世杰只得了一票，让他“总不释然”。

到了正式开会投票的时候，到场者三十人，王世杰担任主席，放弃投票，所以只有二十九人投票。结果揭晓，翁文灏与朱家骅皆二十三票，胡适二十一票（不过，傅斯年说，正确票数，他已“记不清楚”了，或许票数“差一二票”，然而“次序皆无误也”）。另外，王世杰与任鸿隽则都各得四票。至于蒋介石“下条子”指定的顾孟余，一票都没拿到。

其实，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与柏林大学、尔后从政的顾孟余，确实“清风亮节，有可佩之处”，并不是那么“差劲”的人选。在学术上，当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顾孟余曾任教务长，也担任过广东大学校长等职；在政治上，顾孟余历任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等职，与汪精卫一系甚为接近，但是当汪发表“艳电”将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合作，顾孟余则与之“分道扬镳”，没有一同“下海”。顾孟余早即主持过广东大学校务，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主持校政，也自有其特立独行之风。当时正在中央大学任教也兼任过训导长的名史学家郭廷以，就很推崇顾孟余的风范，说他“风度之佳，不可及”，即使顾孟余“在党、政、学界是老资格了”，所以“连教育部也不敷衍”，但是，他主掌中大，“不多管事，不多讲话，讲起来几句话简单明了”。当美国派遣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访问中国，特别到中大参观，学生到大门口欢迎，身为校长的顾孟余，却要等威尔基到了校长室门口，“才……摇摇摆摆出来，够有风度，有派头”。当印度访问团来访问中大，有些批评，消息一直传到蒋介石那里，顾孟余“不高兴，就上辞呈，学生去他家里挽留他，连吃饭也耽误了”，可见他确实是深受学生爱戴，而不是高高在上不与学生亲近的校长。后来，中大的两位院长为了学生吃饭的事吵架，顾孟余调解其事，没想到两人说不到几句话，又吵起来，顾孟余“不讲话，站起来走了，从此不到学校，不再复职”。（《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第208-209页）

另一位名史学家顾颉刚对顾孟余也有很好的评价：

顾孟余先生人甚淡泊，不惯争竞。战前铁道部长卸任，即隐居北平西山者多年，及中大校长为二陈（按：指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排摈，又赴美国者五载。此次翁文灏招为行政院副院长，至今不赴。乃今日在同济中见“学生报”，诋其向主亲日，自太平洋事变后，态度始转。按太平洋事变时，渠早在重庆作中大校长矣。其反对汪精卫组织亲日政府，则在汪氏发艳电时也。悠悠之口，造谣侮蔑如此，天下事何能为！不让一好人存在，不论换何政府，当局者必皆坏坯子矣。（《顾颉刚日记》，1948年6月8日）

虽然，顾孟余沉浮宦海多年，故被汪敬熙称为“politician”，良有以也；但是，总体而观，顾孟余的名声威望在学术界里或许难与胡适等人相提并论，唯若傅斯年所说，他确实“清风亮节，有可佩之处”。只是，一旦他成了蒋介石以手令“下条子”的指定人选，他就被迫扛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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