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向胡适分析，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将票投给胡适的原因，并将顾孟余的“落选”，视为一群读书人“自由意志”的展现与学术民主的结果：

此番经过，无组织，无运动，在翁、任请客外，亦未聚商，三五人闲谈则有之耳。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我辈友人，以为蔡先生之继承者，当然是我公，又以为从学院之身份上说，举先生最适宜，无非表示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从未想到政府会舍翁、朱而选您。我初到渝时，曾经与雪艇（按：王世杰）、书诒（按：段锡朋）谈过举你一票事，他们都说，“要把孟余选出，适之也必须选出，给他们看看”，当时可以说是没有人料到照顾到你。此会全凭各人之自由意志，而选出之结果如此，可见自有公道，学界尚可行democracy！

傅斯年也指出，这一群读书人的考虑纯粹是学术的而与政治无涉，因此即便“忤旨”，和蒋介石的指示“南辕北辙”，亦在所不顾：“所以我们的意思，只是‘正经事，正经办’，且不惜忤旨（不举顾），以为此事至少决不至于忤及中国之大academician兼自由民主主义之代表者也！”

傅斯年并讨论了朱家骅得票多而王世杰毫无所得的原因，这里就不详说了。

选举次日，王世杰向蒋介石报告了结果，蒋的反应也很有趣：“……雪艇遇到介公，以顾未选及三人结果陈明，介公笑了一下。次日语孔（按：孔祥熙）云，‘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话给他回来罢’。此真出人意外。大约朱、翁二人，亦皆以此忤旨，派他们设法举顾出来，而未办到，偏举上自己……”

孔祥熙当时深受蒋介石信任，“权倾一时”，早思染指对美外交事务，一听到蒋介石说同意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回国担任中研院院长，立即有所动作；诸方则深知胡适担职关系重大，不能轻易放弃，否则必任凭孔祥熙为所欲为，于是也就极力折中，希望可以“两全其美”：

介公此说一出，于是孔乃立即推荐四人，其人皆不堪。此后我即加入运动先生留在美任之友人中，曾为此事数访岳军（按：张群），并请万不得已时，先设法发表一代理人，最好是翁，以便大使改任一事停顿着（此节雪艇知之详）。然我们如此想着，亦是为国家，在先生则似不应当生到选举人的气。其后一想，“学院的自由”，“民主的主义”，在中国只是梦话！但是把先生拉入先生的主义中，却生如许枝节，亦是一大irony！

当然，几经活动，胡适依旧留任驻美大使，未让孔祥熙遂其所愿；可是，对选举结果表面上“笑了一下”的蒋介石，其实耿耿于怀，于是中研院院长人选竟然在一时之间“难产”，横遭困难。

如果是军政大员无视蒋介石的手令，蒋未必可以奈其何；至于一群手无寸铁的读书人的忤逆其旨，竟将蒋介石心目中的人选顾孟余弃诸度外，“龙心大怒”的他，得以采取的“报复”手段，可就多了，先将三位院长候选人的名单放在一边，置而不决，始终不做圈选，不过只是小小伎俩。几经争取，一直到了1940年9月18日，朱家骅方始特派受命为研究院的代理院长，于9月20日就职。研究院院长的人选，虚悬半年之久，至此才告尘埃落定。可是呢，朱家骅这一代理，就代理了十七年，一直到他于1957年10月辞职为止，从来没有真除扶正过。蒋介石用这样的手段，“回报”一群读书人维护“学术独立”的选择。

作为最高政治威权，蒋介石总想在一切领域插手管事，遂其所欲，关于中央研究院院长继任者这件事，他依例“下条子”指定人选。在过往的时代气候里，蒋介石的手令，简直就像是“御旨”，没有多少人敢逆龙麟，捋虎须，“抗旨”以对。可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既不是只晓得“等因奉此”的公务员，也不是蒋介石的直属部下，非得奉命唯谨不可。在学术的世界里，哪里有蒋介石的手令“颐指气使”的空间呢？显然，就像陈寅恪“大发挥其academic freedom说”一般，他咏唱的学术自由的高昂音调，也是其他的评议员共遵同守的信念。蒋介石的手令，在这群读书人看来，无足道焉，根本不是不能忤逆的“圣旨”，更带来了反效果，大家就是偏偏就不投票给顾孟余。他们的作为，确实像傅斯年所言，彻底“表示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当然不可能再出现发手令、下条子指定谁来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政治领袖了。不过，当年这些学林前辈实践学术自由的用心，他们展现学术独立的风骨，彰明昭著，作为我们承继的精神遗产，则必将是此后学术世界生生不息的永恒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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