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史记·商君列传》）在如此严密残酷的统治之下，商鞅的神经还这样紧张，每次外出都如临大敌，害怕别人暗算已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地步，其统治愈益不得人心的境况已不言而喻。孝公一死，商鞅即遭车裂之祸也就很自然了。由于变法对君主专制统治和增强军事力量都很有作用，所以“及孝公、商鞅死，惠王即位，做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篇》）而秦奉行商鞅之法，虽后得军事统一，却很快二世而亡，便是最好的注解。
《荀子·议兵篇》《汉书·刑法志》中的一些记载，将秦民生计穷隘，统治者专用刑罚和功赏去强迫利诱民众从战，以保持军事强国的概况，刻画得入木三分。在中国古代文化最为灿烂多彩，经济不断发展繁荣，政治步入开明竞争的时代，商鞅变法却要把社会拉向一个极其愚昧单调、统治残酷且军事色彩很浓的专制社会结构中，难道是值得赞誉的历史事件吗？我们认为，商鞅变法的成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中的一场悲剧。战国法家所完成的这一整套专制理论及其实践活动，不但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中产生极坏后果，而且日后一直萦绕在中华文明的中枢神经中作祟，将社会的丰富性异化为最简单暴戾的统治关系，而极难产生新的因素。长期以来，理论界、文化界不惜扭曲历史以肯定商鞅变法的做法，造成许多思想理论方面的混乱，需要我们去深刻反省，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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