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去世后，商鞅被处以车裂酷刑，族人也被诛杀。此为明末刻本《新列国志》插图

    商鞅的变法虽然容易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仅能仰仗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以及施用严刑峻法的权力，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于恐惧和贪欲，所以就会“免而无耻”。

    商鞅的刻薄少恩，深刻地体现在他所制定的法令中

    关于商鞅为人的刻薄少恩，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很深入的刻画:变法初期，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竟借口太子触犯新法，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等于是向商鞅认错，商鞅却趁机大做文章，将这些“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远方，从此秦“民莫敢议令”；几年以后，商鞅又以公子虔触犯新法为由，将他处以劓刑(割掉鼻子)。对敢于反对自己的人，商鞅是一概予以残酷打击而决不手软的。

    刻薄少恩的品性，如果仅仅表现在一般执政者身上，为害不会久远，人去政息而已。但作为主持秦国变法的人物，商鞅的刻薄少恩，已非常深刻地体现于他所制定的法令中。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轻罪重刑，连“弃灰于道者”都要处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而实际的情况，则是“网密而刑虐”。据刘歆说，商鞅“一日临渭而论(编者注:处决)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无论是对政见不同者，还是对普通百姓，商鞅的思想深处都有一种战而胜之的意识。他的刻薄少恩，正是与这种“战胜”意识，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

    极端功利主义，并无一定的政治理念

    商鞅为人为政的刻薄少恩，与他的极端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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