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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革制度塑造的社会:唯利是图毫无羞耻(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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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17 13:36:42 来源：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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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位高金多也。’”人之势利而无廉耻，以及小人得志后的丑态，于此叔嫂二人身上，真可谓毕现无遗。李斯曾经说过:“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这样的自白，反映的是战国策士荣与耻的普遍变态，是毫无操守可言的一群。张仪、苏秦，皆此类也。
再如李斯，因为秦王嬴政欣赏韩非，他就为赢政设计，在韩非出使秦国时，把韩非留在秦国。李斯与韩非同为法家，又都是荀卿的学生。李斯知道自己不如韩非，非常妒忌韩非的才能，担心有一日，韩非的地位会超过自己。所以，当他一旦发现秦王并不信任韩非时，就向秦王进谗言，把韩非投入监牢，又抢在秦王悔悟之前，将韩非毒死狱中。为了一己之荣华富贵，可以完全不择手段。李斯就是这样一个奸险小人。对于秦最终统一中国，毫无疑问，李斯可谓贡献巨大；但他决不是秦朝的忠臣。他后来不惜与赵高勾结，矫诏以胡亥为帝，杀害扶苏和蒙恬，就是明证。秦朝的短命，虽有许多制度上的原因可寻，李斯也罪责难逃。然而，时代的风气如此；李斯也只不过是此风气中之人物。
造成无耻的原因
战国的风气，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制度原因造成的全社会的“免而无耻”。司马迁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即法令是用来保证制度的实行的，而制度本身的好坏则不在法令。其言下之意:如果以法令为标准来设立制度，而以刑罚来保证法令的实施，就是本末倒置了。
盖自春秋战国以来，各国制度的制定，总是以贯彻君王法令为宗旨，往往只是单方面地适合统治者的要求，故不得不以重赏和重罚维系之。就此而言，孔子所批评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与所赞扬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确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控制方式。前者虽然容易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如果仅能仰仗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以及施用严刑峻法的权力，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于恐惧和贪欲，所以就会是“免而无耻”的。
与之相反，如果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其制度的精神在于“德”，而且有一套符合“礼”的制度、习惯和道德准则，人民自会有廉耻之心而由衷向善，“有耻且格”就是题中之义。而商鞅变法，无非是把在六国都实行过的政令用之于秦国；秦国的制度就是根据这些法令的要求而变更的。毫无疑问，秦国之能迅速于战国七雄之中崛起，正由于商鞅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而秦国从此也成为了一个人民“免而无耻”的“虎狼之国”，较东方六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商鞅的为人为政的人格与风格，无不是六国“贵诈力贱仁义”及其“无耻”的风气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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