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读《史记·商君列传》，对商鞅为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此人并无一定的政治理念，而是极端功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据司马迁讲，商鞅第一次去见秦孝公，对孝公大讲“帝道”。帝道是属于道家一派的治国理论，强调的是“顺天而成”。但是，这种理论太玄，跟秦孝公讲不通。于是，商鞅第二次去见秦孝公，又改讲“王道”。王道是属于儒家一派的治国理论，秦孝公也不感兴趣。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三次去见秦孝公，又用“霸道”来试探秦孝公；秦孝公很感兴趣，却未及与之深谈。
商鞅能一再受到秦孝公召见，走的是秦孝公宠幸的阉臣景监的后门。秦孝公前两次召见商鞅，听得都很厌烦，责备景监竟推荐这样的“妄人”；景监也因此对商鞅颇有怨言。但是，第三次接见，商鞅终于发现秦孝公对霸道的兴趣。他对景监说，下次再接受召见，一定要跟秦孝公好好讲讲霸道。果然，商鞅第四次去见秦孝公，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一连谈了好几天。后来，景监问商鞅是怎样打动秦孝公的。商鞅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这一次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很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
显然，对于商鞅而言，无论帝道、王道，还是霸道，都仅仅是用来获取君王赏识和重用的“敲门砖”。班固说:“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这一个“钻”字，就点出了商鞅投机钻营的功利本性。历史上都说商鞅是法家。其实，当初如果秦孝公喜欢的是王道，商鞅也很可能就是一个儒家人物了；只不过他思想深处的那种战胜意识、功利主义和刻薄少恩的品性，还是会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的。
吴起为了取信于鲁国的君主，杀了自己的妻子。明人绘
缺乏为人的基本道德
出于极端的功利主义，商鞅不仅没有一定的政治理念，更缺乏为人的基本道德。为一己私利，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刻薄少恩到无所不为的地步。按照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变法，奖励军功是非常主要的内容；爵位、田宅的封赏，主要是根据军功授予的。于是，商鞅说动秦孝公，让他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而为了确保在战争中取胜，商鞅竟利用自己与魏国将军公子卬的友谊，写信欺骗公子卬，说不忍心与朋友相见于战场，希望双方媾和，高兴地饮酒罢兵，使秦魏两国得以相安。这个公子卬，居然就轻信了商鞅的“友谊”，前往商鞅军中签署和约，却无论如何想不到就此成了商鞅的俘虏，所率领的军队也在全无防备之中被秦军偷袭全歼。经此一战，魏国空虚，不堪再战，只好把整个河西的土地都割让给了秦国。靠着这样得来的战功，商鞅连升四级，一举获得了最高爵位(彻侯)，并得到商、於之地的十五个邑的封赏，从此号称“商君”。
将国家改造成战争机器
在为政上，出于极端的功利主义，商鞅的刻薄少恩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商鞅变法，先后分两次进行。主要内容为建立邻里连坐、兄弟析产分居、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建立县制、鼓励垦荒、平均赋税、统一度量衡等制度。建立这些制度，是要实现三个基本目标:一、发展农业；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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