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裁军100万。这一决定震惊了全世界。鲜为人知的是，在研究制订、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过程中，张爱萍的独到见解，起了关键作用。有人主张裁减驻地方部队，张爱萍则主张，裁减野战部队；有人提出把军分区、武装部交给地方，张爱萍则主张它们仍由部队领导为宜。他的很多合理主张，最后都得到了采纳。

对军队从商现象，张爱萍一直持反对态度。他听说国防科工委也成立了“公司”和“中心”，当即打电话询问。对方回答：“社会上都这样。”张爱萍说：“你这是国防科工委，是搞原子弹的！”对方说：“首长，您没听说吗？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张爱萍对此批评道：“谁这样说，那就让他去卖茶叶蛋！”他还多次在其他场合用“自毁长城”来形容军队从商的严重后果。

对于一些有损国防建设的行为，如将军事设施改成商场、把军事禁区改成旅游景点等，张爱萍愤慨不已。他曾在一个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将来战争发生了，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

顺利完成“三项任务”

在出任国防部长之前，张爱萍曾提出“中国航天80年代前期三项任务”，即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从水下发射固体导弹和发射同步通信卫星。前两项任务，已分别于1980年5月和1982年10月完成；发射同步通信卫星，就成了他在国防部长任期内的一大重任。为此，张爱萍曾专赴某卫星发射基地视察，并写下“敢叫三鸣(指第三项任务)更惊人”的题词。

1984年1月26日，是我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升空的日子。下午6点，指挥大厅内，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迎接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在此时，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寂静。担负发射任务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报告：“发现火箭平台不稳，发射难以进行……”对此，张爱萍不但没有批评，反而以少有的轻松语气说：“没关系，那我们就暂时中止吧。这不是个坏事，发射前发现问题，比发射后出现问题要好得多。请转告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慌乱，不要紧张，既要认真做好充分的准备，又要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争取时间。”

29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再次执行发射任务。这次，卫星升空了，却命运多舛，一度失控20个小时，后来才被专家们控制住。

对于发射中出现的故障，张爱萍鼓励大家吃透问题，准备组织第二次发射。同年4月8日，我国的第二颗同步通信卫星终于成功发射。至此，张爱萍主持的“三项任务”已全部完成。

“大闹美国国务院”

“疏通中美两军关系、加强交往、争取军事技术合作”，是张爱萍在国防部长任期内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他认为，这不仅能促进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也能引起英、法、德、日等国对我们的重视。

1983年9月25日，张爱萍在人民大会堂前，举行隆重仪式，欢迎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及其夫人一行，并陪同他检阅了三军仪仗队。

在双方的首次会谈中，被视为“鹰派”的温伯格起初并没把中国放在应有的战略位置上。第二次会谈时，张爱萍单刀直入：“如果美国到亚洲打仗，你对中国的作用有什么高见？”温伯格不得不承认：“你们当然处在举足轻重的位置上。”

1984年6月9日，张爱萍应邀回访美国，走进了五角大楼。美方以最高的军事礼遇迎接中国军事代表团。

在次日的会谈中，双方就军事技术合作的原则和意向，达成了一致。会谈结束后，温伯格给了张爱萍“一个意外的惊喜”——几位衣着整齐的美国老人，向张爱萍走来，其中一位身材魁梧的老者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救命恩人，您还记得我吗？”张爱萍认出，他就是当年自己指挥新四军营救的5位美国飞行员中的小队长萨沃埃。随后，温伯格把张爱萍请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动情地介绍说：“41年前，张部长为中美关系史写下了极其珍贵的一章，他今天的来访是在续写新篇……”

6月12日上午，张爱萍一行拜会了里根总统。但紧接着，一个意外发生了。

此前，中美两国正在筹备核能合作方面的协定。其间，美方声称在巴基斯坦的浓缩铀加工厂里“发现了中国人”，并据此认定“中国在帮巴制造核武器”。中国政府曾多次以铁的事实加以驳斥，但美方还是纠缠不休。6月12日下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与张爱萍的会面即将结束时，又把话题扯到“中国帮巴制造核武器”问题上，并指使副国务卿达姆与张爱萍进行交涉。达姆称，希望中方对此有一个更为具体的说法，还递给张爱萍一份文件，里面写有当天的会议记录，希望张爱萍签字表示认可。

对此，张爱萍礼节性地回应说：“我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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