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康省主席时期的刘文辉

1939年的康定，只是中国内陆一个偏远的小城，但它却是一代枭雄刘文辉全力施展其政治野心的最大舞台与根据地。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原本满目疮痍的西部小城，急速从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西康社会也从边地踏上了迈向经济中心的进程。但在这个更新过程中，却有着挥之不去的尴尬和无奈。

1939年，抗日战争爆发已两年。元月一日，陪都重庆显得异常热闹：夫子池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战建国宣传大会；中央公园举行露天音乐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郭沫若到会演讲，中国制片厂合唱团在音乐会上合唱着抗战歌曲。

但是对于康定，这一天值得被浓墨重彩载入史册：国民党政府一个新的省份——西康省成立了，康定就是它的省会。

一个浮出水面的新省

1933年秋，刘文辉与刘湘的叔侄大战如火如荼，刘文辉腹背受敌，很快败下阵来，一路退守雅安。在雅安，他用八个字形容自己当时的情景：“处境最艰，朝不保夕”。但当地一位精通星相术的神父却送给他一句充满玄机的话语：“生命始于四十。”

40岁的确是一个转机，这一年刘文辉当上了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1月1日，在四川边远贫瘠的康定，44岁的刘文辉如愿以偿，被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为西康省主席。

1939年元月的康定，刘文辉为了表示自己对蒋介石的忠心，弥补内战时留下的隔阂，大街面上贴满了当时流行的标语和蒋介石的画像，他还特意把康定最宽的一条街道命名为“中正街”。为了突出建省的喜气，街上四处张灯结彩，彩旗飞舞。

元月的西康省成立大会是在康定城外一个平坝上举行的，规模很大，场面隆重。戎装的军人，戴礼帽的官员，百姓和喇嘛，几乎全城出动。主席台上，大会主席刘文辉端坐正中，左右为与会的高官、大员和各县县长。

当刘文辉作演讲时，瘦高而两颊松弛的他，一改从前的沮丧与低调，在台上豪情壮志地阐释了自己为这个新省确定的目标：“化边地为腹地”，赶上内地各省市的水平，更好地担当起抗日大后方的重任。

化边地为腹地

1939年的康定，因为一个新省份的出现，政治上出现了少有的振兴气象。军人出身的刘文辉带头每日坚持开会办公、苦坐办公椅，而他为政治机构运转立下的许多规章，也的确收到了成效。1939年的西康省府，各厅处长每天除分别办公外，必于12：00-13：00由主席刘文辉领导联席办公，将重要事件当场提出即时解决，不劳收发传达的传递，效率提高不少。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出身的他，深知教育的重要。在1939年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学生的一次演讲中，他用少有的温情语调对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

当年，遍布康定与西康的一大景观是：简陋的县政府与豪华的学堂。这恰好证明了刘文辉的那句话：官府建设不得好于当地的学堂，否则官员就地免职。1939年，就连刘文辉的西康省省政府也朴素得近乎简陋了：大门洞开，未设一扇门户，门前砖石柱子斑驳，书写着“西康省政府”的牌楼背后，不得不用几根巨大的木梁在两边支撑着，以免这座年久失修的建筑轰然倒下。而刘本人对教育是如此重视，以至于同年，巴安县县长赵国泰为表自己对省主席的忠心不二，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

1939年，康定全城仅有一座装机容量为50千瓦的小水电站。在俄国人顾彼得的记述中，康定当时许多民房和店铺虽然配备有足够的电灯泡，但灯泡的象征意义远远胜过它的实用价值。电站发电机常常损坏，由于功率太小而负荷太大，电灯在夜里开始很亮，但慢慢地会变得昏暗下去，在漫漫长夜中继续变成黯淡的隐隐约约的一丝红光。当店铺、饭馆、戏院都关了门，人们开始回去睡觉时，电灯又会猛地亮了起来，由此烧掉不少灯泡。

康定古城二水夹流，滔滔的河水成为刘文辉眼中发展康定的最佳自然资源，1939年10月25日，西康省著名的《康导月刊》刊登了一条新闻：省政府要在康定城外的升航村建立一座新的500千瓦的水力发电厂。其发电机是从美国运来的，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发电机运进了康定。

然而，正是在包括修建水电站等一系列革新举动中，刘文辉却面对一个巨大的矛盾：金钱。升航水电站前后共花了一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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