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藏茶叶公司诞生，姜氏家族退场

解决的办法，刘文辉想到了：整治“边茶贸易”。

20世纪30年代，康定早已成为闻名于世的藏汉贸易的中心，是与上海、武汉齐名的三大商埠之一。据相关资料记载，1939年的康定向内地运出羊毛40万斤、麝香1200斤、兽皮4万余张，虫草、贝母等名贵中药材累计15万斤左右；而内地输入茶33万包，布10万匹，面粉、青油两项累计近80万斤。一个弹丸小城，因为汉藏贸易竟成了商家必争之地。

因此，上任不久，他便匆匆忙忙成立了西康最大的“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并要求所有茶商一律统一到康藏茶叶公司旗下，不允许私自卖茶入藏。

刘文辉的这一决定，对于西康的大茶商来说，是一个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比如四川雅安荥经县姜氏家族。这个茶叶大户，从清嘉庆年间在北京立案“请引”设店办茶厂算起，经商之路几乎是风和日丽。

直至1939年以前，雅安边茶每年都在600万斤以上，最高年产竟达830万斤，这其中姜氏茶业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但“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公司的告示中，以后边茶贸易的操作已讲得明明白白：统制购销，茶商入股，把原来五斗米一担的茶价压低至二斗米。同时，因收购价低，茶农纷纷砍伐茶树改种其他作物，且军阀强迫农民种鸦片，割烟季节又正是采茶时季，茶农干脆割烟而疏忽采茶，茶叶生意似乎再也不好做了。

于是“公兴茶店”分店的商铺内，姜氏兄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加入“康藏茶叶公司”，把钱投资到了一个做绸缎生意的远房亲戚处。不久因姜家停止运茶进藏，西藏的高僧喝不到姜家名茶“仁真杜吉”，为此还专门派人来到荥经取茶。由于从雅安经康定再进入西藏的道路被刘文辉把持，被逼无奈的寺庙中人选择了一条前所未闻的道路将“仁真杜吉”运入西藏：背夫将茶从荥经背到雅安，坐竹筏到乐山，乘轮船到武汉后，再通过火车转运到广州，然后经远洋轮船到印度，最后从印度进入西藏。这次运输虽然成功了，但由于运输成本实在太高，西藏的寺庙在运过这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来找过姜家了。

1939年的年末，曾经边茶年产值达数十万两白银，堪称当时商界巨子的姜家退出茶叶贸易。伴随着“仁真杜吉”品牌的消失，伴随着西康新省的发展，民间大茶商以康定作为茶马古道中转站，赶脚运茶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消亡了。

饮鸩止渴的鸦片贸易

茶叶是可以摆在明面上的交易，而鸦片，则是暗地开放的“恶之花”。的确， 20世纪30年代的康定及至西康，无疑是鸦片毒品鼎盛的黄金年代。

1939年，学成回国的黄万里，以四川水利局道滩委员会工程师、测量队长的身份，正在实地踏勘长江上游和四川境内所有主要支流。在日后的报告里他这样写道：“扬子江在叙府（宜宾）以上，称为金沙江，绵延数千里，上游直通西康青海，一路山峦起伏，步履艰难，其山势每直逼江边，道路崎岖，莫此为甚。”

同是这一年的五六月间，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也在四川。他受国民党政府外派视察西康省宁属地区，目睹地方政府与地方军阀只顾搜刮民财以饱私囊，民不堪命，水患匪患频起，到处种植鸦片，大鸦泛滥，曾痛心疾首地赋诗《西昌》云：“我行郊甸，我过村店。东有载，载鸦片；西有储，储鸦片。父老唏嘘而问我曰：杀人哉鸦片！青年痛哭而告我曰：亡我哉鸦片！但愿他年吾辈来都不见，勿忘敌骑已过湖湘线。”

1939年，在康定，面对全国的禁绝鸦片令，刘文辉经常召开“禁政”大会，大会主要有两大议题：一是查禁“私土”，二是推销“公土”。目的都是维护军阀政权对鸦片的垄断经营，使鸦片贸易这个利润最大的产业，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大限度地从鸦片中攫取财富。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川康广袤的土地上，鸦片种植广泛，川康地区年产鸦片六七万吨，大半产于刘文辉的防地。据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一书中披露：鸦片的利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1939年的康定城内，刘文辉部下的职员要搞烟，只要对禁烟处招呼一声：“我这个月的工资要买烟。”一个月后，他就能获利一倍，两个月又翻了一番。这样，一个普通的职员哪怕一年做几趟，也能获利许多倍。

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老先生晚年回忆道：西康时期刘文辉有两大支柱产业，鸦片就是其中之一。

恶之花四处绽放，这是当时一个新省诞生时无法逃避的尴尬。晚年的刘文辉也曾说：“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户，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加之蒋介石又唆使刘湘在政治上给我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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