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李作鹏的报告后，叶群与林彪进行了分析。他们知道毛泽东把问题上升到路线高度的分量，更知道路线斗争中反面头头的下场；他还注意到毛泽东的谈话中说到的：这件事没有完，还要抓后台。此时林彪内心十分清楚，毛泽东不光是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在搞阴谋，而且是一定会把他们搞的阴谋活动查清楚的。他们这个集团灭亡在即了。于是，他孤注一掷，决心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即林立果在林彪支持下秘密建立的由效忠林彪父子的人组成的武装部队——笔者注)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了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1980年第226号鉴定书)林彪的这个手令，实际上把他的死党及其所属部队的指挥权直接交给了林立果、周宇驰，由他们组织实施暗杀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计划，并发动武装政变。8日当天，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秘密召集“联合舰队”成员研究在毛泽东南巡的途中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在动员时还诜现在首长(指林彪——笔者注)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他们给毛泽东确定的代号——笔者注)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他们策划的谋害毛泽东的手段主要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0”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毛泽东专列，派强击机炸毁毛泽东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同时做好准备，待杀害毛泽东得手，他们准备攻击中南海和钓鱼台，消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也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政治经验丰富的毛泽东十分敏感，他从一路巡视所见到的蛛丝马迹中预感到了林彪集团有反常举动。这引起了他的警觉。1971年9月11日中午，毛泽东打破了预计行动计划，突然命令专列离沪北上，谁也不通知，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于12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他在丰台约见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并与他们谈话后，要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预备对付突发事件。安排好这一切之后，于下午4时回到中南海休息。

折戟沉沙

毛泽东突然返京，打乱了林立果等人的部署。上海的王维国于9月11日晚上才得知毛泽东离沪北上，但仍不知毛泽东的去向。王维国急忙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向他们报告。林立果得知情况后，完全绝望了，他说：“全完了I……没完成首长(指林彪和叶群——笔者注)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1971年11月22日李伟信的交待材料)

林彪和叶群曾有两个选择。当第一个选择落空时，他只能选择第二个——出逃。

林彪和叶群得知谋杀毛泽东的计划完全落空时，认定他们的阴谋肯定败露无疑了，感到已经大祸临头了。但是，他们不肯束手就擒。此时，他们做出了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一个选择是逃往苏联。

一向敏感、细致的林彪从这些情况中断定：中央已经对他南下广州采取了防范措施，南飞广州的计划已经难以实施了。不一会儿，李作鹏打来电话，向他报告了周恩来关于只有四个人下令才能动山海关的“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更证实了林彪和叶群的这一判断。他们不得不放弃第一选择，转而实施第二选择——外逃。

林彪决定外逃的方向是苏联。林彪早年在苏联治病时，结识了苏联军界和政界的不少朋友，虽然当时中苏两国处于对立状态，而林彪又是中国方面主张与苏联硬抗的，但林彪坚信，凭他与苏联军政界高级领导人的老关系，加上苏联方面会考虑到他是与毛泽东分裂后来到苏联的，是会收留他的，因此林彪才决定逃往苏联。当他听叶群说周恩来已经知道他们要南下广州的阴谋时，林彪急忙令身边工作人员：“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叶群说“越快越好。”(林立衡回忆)12日深夜11点40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乘上红旗轿车，急驰山海关机场。13日零点22分，林彪一家的轿车开到机场后，不等客梯打开，便顺着驾驶舱放下的吊梯一个一个往上爬。林彪身体虚弱，爬不动，叶群就在前边拉，林立果在后面推，爬进了驾驶舱。机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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